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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回到马克思》出场了。
《回到马克思》的出场之所以撼动学界,并被予以高度关注,并不在于它曾一度标新立异地阐释问题的许多新概念、新名词、新表述(正是著作的所谓“新话语”
之艰涩加大了人们理解这一著作的难度),如将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历史现象学”
等(似乎与现象学的“调情”
超过了某种必要的限度),而在于它的革命性转向真正的历史阐释的深刻性。
《回到马克思》开启了真正的理解的时间意识和历史维度。
《回到马克思》之所以用康德式的话语“回到”
,就是鲜明地唤醒读者的时间间距感和历史意识,真切地回到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原初语境,在文本话语深度耕犁的基础上,用综合话语的创新深度思索马克思早期思想变化的异质性和异构性,而与教条的同质性解读范式相对立。
将一个非经典哲学意义上的语境阐释整体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这无疑是这一著作取得极大的成功的重要条件。
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图景的轴心范式的主要标志之一,《回到马克思》真正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对话两轴的本质性维度。
第二,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廓清地平的需要。
改革开放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实现理论创新,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但是理论创新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要弄清楚从什么基础原点出发去创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和语义,什么是后人的误读和附加。
如张一兵教授所说:这就是“廓清理论地平”
的工作。
否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前提。
这同时就是补课,即对我国学界理论创新长期存在的对文本解读“无根性”
恐慌的一种学风救赎。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文献系统解读方式的漠视,原因是复杂的。
本来,在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中,读经、注经、释经就是中国人修学经典、依仗“微言大义”
而治天下的正宗解释学传统,翻译、解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原典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政党建设的一项首要工程、基础工程、生命工程。
但是,源于对“本本主义”
、教条主义曾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极大伤害的本能拒斥,也囿于长期艰苦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限制、专业人才的严重缺乏,还因为在“**”
中林彪所鼓吹旨在遮蔽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源头地位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
、用“立竿见影”
方式来记诵“语录式马克思主义”
的实用主义学风的侵害,甚至也有对于强调思想解放、依赖“大胆试、大胆闯”
的改革开放实践探索路径的片面误解,等等。
上述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党内和学界不少人对于文本文献—学解读路径有根深蒂固的抵触,骨子里将系统研读第一手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路径往往看作经院派“烦琐哲学”
和学究式“本本主义”
,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解读深度上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初期,一个惊人现象是:虽然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人数甚众,除了翻译群体之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几乎没有精通德文、能够深度开展对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手文本文献资料进行系统解读研究的学者,更没有形成一种系统化解读的独特学术研究路径。
而对第一手文本文献资料研究的缺乏,直接造成了中国理论创新源头恐慌和“无根性”
,是导致中国学界或者狂妄自大而自我封闭,或者屡屡陷入僵化教条的形而上学窠臼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中,林彪事件爆发后,为了教育全党防止上“假马列主义”
的当,毛泽东同志发出“要读点马列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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