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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要翻译一套全集，打开一部文本，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就会在一个现成的平面上跨时空地展现。
殊不知文本结构也造就意义，决定思想意义的生成。
这些思想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样态中存在着大量的手稿、札记、笔记和其他文本形态中存在，如果人们的文本编撰方式发生改变，那么理论意义就可能相应改变。
从文本学来说，不仅意义决定文本结构，反之文本结构的差异同样决定意义结构。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绝不是“现成在手”
而是需要“不断上手”
的，或者说，需要重新解读、重新出场。
此外，以不同的话语和阅读方式面对相同的文本，其解读结果可能会是根本差异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阿尔都塞、苏东学者以及中国以往的解读模式各不相同，因此，同一文本在不同的学者视域中展现出差异的意义。
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重视建立自己的编纂学和解读体系。
文献学意义上的原典编纂和解读方式研究，成为文本—文献解读范式的基本技术因素，也是与西方“马克思学”
展开对话的重点。
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如何看待梁赞诺夫的MEGA1和西方“马克思学”
正在编译出版的MEGA2，以及关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涉广松涉版本，就成为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重大领域之一。
其中，主要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从宏观上来看，究竟如何看待梁赞诺夫本的MEGA1和西方学者编MEGA2，成为中国学者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国内学者首先肯定：梁赞诺夫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家，是最早认识收集、编辑、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重大意义的学者。
从1911年提出“维也纳计划”
开始，“主办一套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绝对完整的、系统编排的、可以与手稿以及马克思著作的各个不同版本相对照的、附有导言和内容丰富的索引的马克思著作全集”
和传记，就成为他的毕生奋斗目标。
经过191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出版，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这一伟业。
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支持下，作为苏联1921年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在收集、整理、编纂、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事业上的历史功勋是无可否定的。
然而，由于当时编纂视域受“左”
的意识形态的某些影响，也囿于当时编纂的思想支配，为了强调原典的完整性，梁本在总体编纂中过多地加入了自己编纂的主观意图，特别是在编纂那些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完成的手稿、札记和笔记的过程中，加添标题，拼错结构，把某些明显不是在一起的手稿编纂在一起，造成了某些篇章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等等。
为此，西方学者甚至将其污名化为“伪版”
。
其实不然。
不说梁赞诺夫创造了许多“第一”
：作为MEGA1的灵魂人物，第一个构想了出版计划；为世界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出版所做出的巨大而杰出贡献；第一个发现整理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众多马克思恩格斯手稿、札记、通讯、文稿等。
即便是整体编纂结构上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责任应由这一历史去承担。
在微观文献学意义上，围绕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完成的手稿、札记、笔记、通讯、评论等文献的编纂出版，成为争论的焦点。
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德》）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第一个全面阐释创立唯物史观的文献，意味着它向读者展现的思想结构和话语结构是怎样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或本真意义就是怎样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就是怎样的。
而作为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其先后次序和原有结构又未有定论，文献中的思想意义又不能不受版本结构的重要影响，因此，这就意味着通过不同版本的编纂，有可能展现出差异的或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结构和话语结构。
因此版本编纂就不仅仅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而是具有重大思想性的文献学问题。
如何编纂，争论就来源于此。
根据梁赞诺夫自己的理解，他的版本将几大手稿拼接在一起，还为这一拼接加上许多章节标题，力图使不完整的手稿变得容易理解。
现在看来，的确有许多不合理或错拼、误解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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