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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重估”
需要解放思想，也因此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产物。
它需要纠正我国学界以往存在的“左”
的错误，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既然已经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根本变革，那么，马克思之后的西方所有主流学术思想都是“没落时代的没落思想”
，是不再具有时代性和真理性的谬误集成。
西方当代思潮唯一的“存在价值”
就是“毒草可以做肥料”
，仅供马克思主义做批判对象。
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对实用主义实行大批判之后，“**”
前国门封闭，所有对西方当代思潮的介绍几乎仅限于少数几本内部出版物，如由洪谦主编、商务印书馆内部出版、作为供学界批判用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1964）。
没有了思想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也必然停止。
改革开放以来，借开放之机，大量西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展开激烈碰撞。
人们在对话和碰撞中发现，西方当代思潮仍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这一时代性或者当代在场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有重大影响的西方思想家大多深刻地提出了时代问题；二是当代西方学术思潮又是对这一时代问题的解答。
因此，在总体上，虽然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西方思潮的立场、框架总体上是错误的，但是这不妨碍它包含着鲜明的时代性和思想的真理因素。
它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却是时代问题的表征。
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之对话，实际上就是与之包含的时代本质和问题的对话，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与西方思潮作为时代表征之间围绕时代问题展开的对话。
对话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生命活力。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拒绝对话，相反，马克思主义创新地走向当代、走向世界、走向未来需要依靠对话，在对话中不断榨取有益的时代思想资源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与西方思想家展开对话，进而扩展为与当代一切中西思想的对话，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研究的一种范式。
第三，对话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体系之间的关联性。
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
的实践旨趣强调：只有在解答时代的系列重大问题中，只有在与各种当代在场的思想对话中，才能打磨出犀利的思想光芒，才能成为时代的思想。
正像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是在批判地汲取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古典思想，以及与当时一切形形色色思潮批判地展开对话过程中才能创造性地出场一样，今日马克思主义，即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当代一切主要思潮对话过程中，激活自己的批判思想资源，磨砺锋芒，汲取一切思想合理因素，进而重新打造当代形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话范式对话范式的出场和演化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对话前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
结束，为单向性、政治化“大批判式”
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在新中国大陆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学界的指导地位，“内批梁漱溟、外批胡适之”
，对中国学界有一定思想学术影响的胡适的实用主义、欧美语义学、罗素的逻辑经验主义等做单向度地思想大批判。
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批判来肃清其在国内学界的思想影响。
因为其批判的单向性（批判对象不在场）、政治性（主要不是在学术对话上展开的），因而难以构成真正的对话。
这可以被称为对话前史阶段。
第二阶段，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对话初始阶段。
对话行动在改革开放之初拉开序幕。
复旦大学刘放桐教授的《现代西方哲学》（1981）[30]在学界打破思想封闭环境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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