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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著作系统地、批判性地介绍和评价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为久处封闭环境的学界系统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奠定了初始的知识基础。
虽然这一著作受到时代局限，在介绍每一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之后，仍然用简单粗糙的“文革式”
语言来做一番形式化的批判和评价，但是，这一著作打开了外来思想之窗、直面介绍现代西方哲学所起到的让国人睁眼看世界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这一著作前后（连同1990年修订版）印了300多万册，产生了巨大学术影响，并培养了能够与西方思潮对话的整整一代新人。
而后，西方思潮纷至沓来，各种译著、包括编译论著纷纷问世，让在长期封闭环境中习惯于单向地自说自话的中国学界真正遭遇对话者，因而受到外来思想的极大冲击和严重挑战。
就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而言，“马克思早期思想”
“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
“人道主义与异化”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
“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
“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等一系列话题都成为中外学者之间的重要对话内容。
由于当时的学界对陌生的西方思潮大多缺乏专业性的深入理解，学者们学识准备和理论修为的先天不足，亦受传统大批判方式影响，对话展开又为被动应战、仓促上阵、短兵相接，因此，虽然展开了多重视域的对话，也有许多优秀的论著问世，特别是陈先达、靳辉明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等，但就总体而言，对话大多采取简单化批判方式，拒斥多于分析，批判甚于论辩，立场多于学识。
这一遭遇性的对话，虽然对捍卫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象征意义大于学术意义，不过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和宝贵经验教训。
第三阶段，深度对话阶段。
20世纪90年代末，学界保守主义替代激进主义成为学界的主要思绪，“思想退场”
“学术登场”
，随着一大批海外留学人员的纷纷回国，学界通过译丛大量、系统翻译出版了西方哲学名人名著，许多学者开始走出国门赴海外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使学界更加深入地了解国外各种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
的若干前沿动向。
其中，学界关注的焦点，也逐步地前移到对后现代思潮、后马克思主义的关心和关注。
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院所的外研机构、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都成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与后现代为主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多向度、多层面的对话，编写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著作。
在经济学界，西方经济学的若干人物、著作、思想、原理深度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对话开始造成新的融合。
第四个阶段，全面自主对话阶段。
21世纪以来，特别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世界眼光更加开阔，对国外学术前沿状况的了解更加系统深入，多品种、多系列化译介国外新思想、新人物、新学派的著作出版状况更加繁荣，国内外代表性学者之间的直接对话和交流更加普遍频繁，对话更加聚焦和深入，更切中问题要害，更具有学术性和理论性，更规范和具有稳定风格，更及时和更有效。
对话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驱动作用也更加直接和强劲。
可以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译介和研究著作繁荣度前所未有，与之开展对话的广泛度、深入度、有效度前所未有，对话范式对话范式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驱动的强劲度前所未有。
对话行动扩展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
在这一时代，几乎所有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门和领域的研究都必须要借助于对话范式对话范式才能向前发展。
究其原因，其一，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存在与发展的本质要求。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而故步自封的宗派主义。
相反，必须汲取人类文明一切最优秀成果，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创新、发展的全过程都是与对话其他思想体系、榨取一切对话者的优秀思想成分这一行动分不开的。
脱离了对话，自我封闭，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丧失生机和活力。
其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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