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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
的历史几乎就等于早年传播史。
其结果，就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无穷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在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大众所能读懂的中国话和喜闻乐见的“大众话”
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不少进展。
从马工程推出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翻译出版工程，马克思主义系列教材，到《理论热点面对面》年度系列（2003—2015）、《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2012）、《中国梦—我们的梦》（2013）、《决心与勇气：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2015）等十余种面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普及类读物等，王伟光的《新大众哲学》（七卷本，2014）、中宣部理论局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2013）、孙正聿的《哲学通论》（1998）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类读物的相继问世，政治经济学界的于光远、薛暮桥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教科书、汪旭莊、孙怀仁、骆耕漠编的《什么是商品》（1954），寿进文的《什么是货币》（1954）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国第一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著作）、江苏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十讲》（1986）、杨干忠主编的教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2004）、吴敬琏、马国川的《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2012）等，在思想道德教育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2009）、刘上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00例》（2009）、《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读本》（2006）等都成为这一领域的标志。
然而，“中国话”
“大众话”
如果不针对、不解决中国问题，依然是教条主义的空话。
这样的空话曾经给早年的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挫折。
于是，中国化还不简单等于“中国话”
，至少不能仅仅是“中国话”
。
因此，第二阶段，超越简单中国话的“中国化”
就是针对“中国问题”
的“有的放矢”
。
将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用来分析、观察、研究中国的问题，做出解答，这就是援引作为西方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之“矢”
射中国问题之“的”
。
中国问题具有本土特色，已经不再是西方实践的简单平移，因此不同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原初出场的理论结论存在着差异。
问题语境的转换使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差异甚至矛盾。
这一矛盾成为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原点。
然而，基于西方立场和视域的知识分子，依然将文本理论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范式，希望将中国问题剪裁以适应西方原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固有框架结论中。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起初是完全违背本性地颠倒的。
理论成为“普遍真理”
之光，而实践却成为被普遍真理之光照耀并有待理论穿透的对象，处于被剪裁、被审视、从属的客体。
因此，王明等人虽然有拿“中国话”
研究“中国问题”
之心，但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文化立场没有变，理论剪裁实践的尺度没有变，教条应用于中国实践一旦发生冲突，最终结果肯定就是失败。
理论文本与实践之间日益凸显冲突和矛盾促使关系发生翻转：实践重新被看作理论的来源和基础。
毛泽东《实践论》解决了两者的关系问题，宣布实践是认识（包括理论）的唯一源泉。
因此，中国化的第三个阶段，就是需要回归“中国立场”
。
面对中国问题，采用中国话来研究，并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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