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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对话中超越后现代主义的视野。
一般说来，后现代主义是“夹缝时代”
——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旧全球化向新全球化新全球化大转变时期的精神象征。
因而，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关系，就必然成为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理论研究的聚焦点之一。
近年来，学者们（包括笔者）发现：马克思主义蕴含着长期被人们忽视的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视界。
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
理论及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与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解构之间有着历史向度上的一致性。
当然，仅仅指出这一方面是不够的。
正如我一再指出的：我们既要注意考察马克思主义“批判的”
“革命的”
“辩证的”
“后学”
向度，借以打破仅仅将其理解为现代性话语的教条；但更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实践观作为新“后”
学的理论张力——具有与后现代主义对话并加以超越的本性和能力。
作为多元文化精神的后现代主义（包括后结构主义、后尼采主义、后哲学文化、批判的解释学、后资本主义、后殖民文化批判等），其主要思绪是对工业文明、现代性的批判，对后工业社会、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若干深层问题做理论探索，并在探索中成为这一时代的精神象征之一。
它所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主要包括文学（文字学与语文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精神病学、性学、美学、艺术、建筑学、档案学，等等。
尽管后现代主义反对“哲学帝国主义”
或“大写的哲学”
，但是后现代哲学依然是其整个后现代思潮的核心观念。
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理论，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非理性科学哲学，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及其交往合理性理论，利奥塔的后现代论，罗蒂的后实用主义，哈桑的后现代转折论，福柯与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詹姆逊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
，罗伯逊的多元全球化理论等。
作为当代思潮，后现代主义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七八十年代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而充斥于全球，90年代经过泛化而逐渐式微，向新历史主义过渡，并在跨世纪的历程中转向一种新全球化新全球化哲学范式——交往实践观。
交往实践观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现代哲学转向的旨归。
为了使这一线索更为清晰，我们不妨以实践结构观为中心，来观照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与交往实践观三者连续转换的历史—逻辑关系。
从总体上说，后现代主义首先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消解和批判意识，是对现代主义启蒙理性的解构试验。
近代以来，启蒙理性一直是充当“新教伦理”
和“合理性”
等现代化精神之本。
正像我多次指出的，一向被后现代哲学斥责为“工具理性”
或技术理性的启蒙精神，从实践结构观层面上来看，就是以单一主体性为基本特征、以“主体—客体”
两极框架为中轴的实践结构观。
这一实践观排斥了主体际关系，从而具有单一主体性、单一实践关系、褊狭实践运行机制和单一实践动力等四大缺陷。
因而必然被主张多元化主体思维的后现代哲学所解构与超越。
后现代思潮的基本框架与中心视界是主体际观，因而是对现代主义实践结构观的超越与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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