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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条件下，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才可能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关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场域中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研究，稍后本书将有专章论述，在此，仅仅对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场域与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探索之间的内在关联做些总体线索的说明。
尽管世界因素日趋复杂，发展和现代化依然是当代全球性主题，更是近百年来国人艰辛追求的基本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具有中国特色与民族气派的关于中国发展的理论。
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中国走向现代性目标的发展之路。
然而，我们不仅要发展，而且要实施科学发展，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换，那么，究竟中国应当何以转换方式？中国发展选择赶超型战略，究竟以现代化（工业文明）还是以后现代（后工业文明）为直接的赶超目标？进而出现两种相持不下的发展思路：一种是以工业化、现代化为轴心的渐进式发展思路，理论依据当然是“初级阶段理论”
与“三步走”
战略。
但攻之者谓：到21世纪中叶，即便实现了人均GDP为5000美元，达到过去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从全球发展结构来看，由于那时发达国家早已进入以“知识经济”
为基础的后工业文明的中后期阶段，因此我国发展水平依然是处于全球性结构的边缘极，依然无法摆脱被中心控制的地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依然难以体现。
而且，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在发达国家早有显现，我们应当可以避免。
另一种思路以后现代化为轴心，以“中国特色”
与“多元化”
理论为依据，强调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格局，抢抓“知识经济”
与“科技创新”
的机遇，以高科技为龙头，提升优化产业结构，放弃单一工业化思路，因地制宜建构多元化绿色经济结构，全面跨越工业文明的卡夫丁峡谷，走科教兴国之路，等等。
显然这一争论意义重大，它不仅存在于我国决策部门或经济学界，而且广泛存在于理论界与文化界，捍卫现代性的学者与崇尚后现代的学者屡屡发生争鸣，其根源大抵在此。
笔者认为，这些争论之焦点在于如何定位中国发展阶段与战略；其深层次上是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发展所处的时代。
考察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支点与新的方法论。
所谓新的理论支点，即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理论；而所谓新方法论，颇似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使用的方法论。
众所周知，毛泽东以“全球观”
来为中国革命定位，认为中国革命受世界与中国两者社会状况的制约，因而既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同理，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处于一种独特的境地：她是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因而是“新现代化运动”
。
这一命题包括以下三点内容。
其一，由于初级阶段的国情限定，中国现阶段的基本走向仍然主要是现代化，而不是后现代。
其二，中国的现代化是属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一部分，因而这一现代化将既不同于马克斯·韦伯所倡言的旧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而是一种在全球后现代化时代的现代化。
其三，这一现代化必定是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及后现代发生“挑战—应战”
关系的现代化，因而是在后现代引导下重建现代化性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新现代性”
。
她具有许多以往现代化所不具有的特点，也必将遇到许多难题。
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需要专章讨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特色”
正是在此基础上发生、发展并以其独特风貌介入世界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使命，就是要研究走向中国新现代性目标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以重写现代性重写现代性的方式与世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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