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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根本不同，不能相互错位。
确立中国大众变革社会的实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一来源，是石破天惊的伟大论断。
从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就是要眼睛向下看实践，看实践如何“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又是如何跟着实践发展而“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如何发展完善起来，最终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问题指向和理论旨趣，决定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和目标，也同样决定了理论的地平线。
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创新的理论视域科学解答这些问题，形成创新的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借以指导中国创新的实践，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使命。
第二个标志就是明确“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
[14]，中国实践主体即人民大众，他们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中以自己的汗水、鲜血和生命一点一滴地创造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推动理论发展，他们是真正的理论创新主体，而不是少数权威传播者。
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转译为“中国话”
仅仅是这一重新出场的前提条件；因为传播论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依然是少数权威传播者和“赫尔默斯”
们，他们依赖书本，仍然没有摆脱西方式教条“化大众”
的影响，中国大众依然只是听众、受众而没有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主体。
“大众化”
真正代替了“化大众”
。
第三个标志是中国化的行为方式发生根本改变。
一切从中国本土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代替了从本本出发去剪裁现实。
群众路线代替了教条主义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克维什化而斗争”
的行动纲领。
第四个标志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觉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基因的继承者和弘扬者。
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地位的否决导致文化立场的偏移，直接影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的形成。
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基因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并加以充分汲取，使后者不仅成为中国化的理论形态，而且成为民族的文化形态，才能说是达成了中国化。
综上所述，四个标志总体形成了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实质阐释的出场学结论，系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实践与文化为场域，以中国大众为主体，以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实践为主题，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形态，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重新出场的过程。
将中国实践和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的历史场域，这是一个根本转变。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15]，而出场学则进一步强调思想的出场绝不能以马克思所说的“仅限于西欧”
的结论为转移，而要在中国本土历史语境中，立足中国立场、面对中国问题，从实践和文化中产生。
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
与那些不顾中国实际状况、简单照搬照抄国外马克思主义书本教条、做马克思主义跨界平移的赫尔默斯们相比，出场学强调思想出场的场域性或大地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出产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脱胎于中国文化土壤中。
因此，出场学一定要求建立一个思想出场的坐标：国外的实践和历史语境——中国的实践和历史语境构成思想出场的第一个层级的坐标。
在这一坐标中，中外历史场域成为两极，背后站着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两极结构，造就着这一关联的两极。
而国外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构成第二层次的两极，在对话中表达着统一与差异的关系，成为两种不同的出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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