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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仅要更完善“请进来”
的市场机制，更要在影响全球、引领世界的战略谋划中“走出去”
，利用好国际市场，用“一带一路”
战略推动世界经济共同繁荣。
我们的发展是包容、共享的。
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走共同富裕道路。
我们积极推进世界的共同繁荣和共享成果。
这些内容，都是当代中国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实践贡献，也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最新鲜的经验。
问题在于：如何用专业化的经济学原理表达这些内容。
第四，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
经济增速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是我国进入新常态的三个显著特征。
这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总趋势、总规律。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竞争加剧而有机构成提升会导致利润率有不断下降趋势。
从世界范围看，随着经济总量和资产基数增大，发展速度将会从高速向中高速甚至低速转变；为了取得市场竞争优势，资本将不断更新固定资产，提升有机构成，向更高、更新技术攀登，因而创新是资本的必然行动。
随着有机构成和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形成，经济结构也必然优化，低效高耗弱势的传统产业必然在于高新技术产业竞争中不断败北而退场。
新常态当然更具有中国必然特色。
中国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因而传统高速增长模式也不可持续，必须要转向创新驱动、优化产业—经济结构。
这些内容，都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中国为这些内容增添了自己的特色和经验。
第五，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中，主要由产业经济学、空间经济学集中讨论产业结构、工业布局和城镇化空间结构问题。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等都具有中国独创特色，成为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基本要素。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的工业化、信息化是分离的两个阶段。
20世纪30年代，美国进入工业化制造业的高端，“福特生产线”
就是标志。
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美国进入所谓后工业文明时代，“后福特时代”
信息化才真正开始发力。
目前的德国工业4.0、美国的3D制造等都是在信息化高端对工业化的新技术改造。
而中国处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复杂现代性语境中，在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信息化同时出场、甚至先于工业化出场。
因此，如何抓住信息化机遇来完成新型工业化，用信息化带动、改造、提升工业化，不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就成为中国新现代性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发展正在走这样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用《工业制造2025》、互联网+、工业4.0、多D制造来实现中国的高水平工业化。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也是如此。
西方空间经济学用产业和人口群落聚散理论来解释城镇化的空间布局结构。
西方的城镇化经历了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三阶段，之所以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主要是被人与自然关系、产业布局与人口集聚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三个方面牵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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