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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基于全球化底板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左派、绿党政治、后现代女权主义及族性政治等）对话，进而建立“全球正义全球正义论”
的关键。
从总的来说，当代西方各种正义论虽然都有根本性的偏颇，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从其提出的问题和解答方式来看，却正是时代精神的象征。
我们理解一种理论，不仅要去理解这一理论之所思的框架与结论，更要深入考察这一理论的语境与取向，使理论回到生存境遇与所欲解答的问题空间之中，然后批判地汲取其精华。
由此观之，肇始于全球化实践的“全球正义全球正义”
问题作为世界政治—公共哲学的研究主题凸显出来，是对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一系列差异与断裂问题的回应。
从全球化的性质争论到全球化是“陷阱”
还是“馅饼”
之辩，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到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与世界结构的重建”
的构想，哈贝马斯与罗尔斯关于全球正义全球正义的争论，世界各国学界围绕“全球公平”
“全球问题”
的对话，是关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后现代问题（主要是多元主义、差异政治、民族—文明冲突）的解答。
因此，要理解当代全球正义全球正义问题的“缘起”
和“机枢”
，首先应当对其问题背景——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作一深刻认识，进而说到21世纪全球正义全球正义建构的向度。
在讨论“全球治理”
中的“全球正义全球正义”
问题系中，问题是：什么构成“全球正义全球正义”
的历史地平线与哲学地平线？或者说，关于“全球正义全球正义”
的前提和哲学基础是什么？
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涉及多元的哲学方法论的差异。
以什么样的视野来讨论全球正义全球正义问题，这是一个关键。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之间、罗尔斯与社群主义桑德尔等人之间、哈贝马斯与卢曼等发生过多边的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有三个问题：第一，作为考察正义论的哲学出发点，究竟是抽象的“理性人”
个体还是一个社群？推而广之，究竟应当讨论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利政治”
还是以社群为基础的“公益政治”
？第二，“正义”
的基础究竟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契约”
还是更为广泛的社会交往共同体？换言之，讨论正义的问题域边界如何限定？第三，全球正义全球正义契约究竟是先验的还是商谈的系统？是同一的理性还是差异的理性？
罗尔斯在《正义论》及而后的一系列著作中（《正义新论》《作为公平的正义》《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等）承认，他的方法是从抽象的个体“理性人”
前提出发的。
作为“一种社会理想”
，“一种社会正义观将在一开始就被视作是为确定社会基本结构中的分配而提供的一个标准”
。
他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完全的契约论”
者或“新契约论”
者，目的在于用正义观进一步概括人们所熟悉的社会契约理论，使之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
既然如此，在讨论关于“公平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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