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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要素和标准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而不是真正可以高效率运行的实践操作系统。
生态文明绝不能单纯归结为技术问题。
环境改善的单纯技术乐观主义是一种技术乌托邦。
同一技术可能成为生态的，也可能成为反生态的。
关键取决于谁用、使用目的和用法。
只有将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文明。
然而，生态支持系统的推进往往遭遇其他因素的严重干扰。
比如，资本要素。
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本性。
为了赚钱，它既可以罔顾生态破坏、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也可以因生态产业利益丰厚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参与生态产业和生态生活的投资建设。
资本有最敏锐的嗅觉。
只要利润合适，资本无处不在。
只要有政府公共政策扶持，有市场需求，有利可图，资本就乐意从事生态建设，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可能会成为生态产业和生态消费发展的强大动源，成为“生态自觉的资本”
。
创造新的生态产业，恰好是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的一种普遍形式。
因此，生态产业，也有可能是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的产物。
资本也有可能将生态产业变成过度生产的部门，比如在全世界迅速变成产能过剩的光伏产业和风电产业。
生态生产和消费的发展与克服资本造就的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只要将生态建设道路变成是有利可图的，资本就一定会被吸引。
利用和驾驭得当，资本可能成为生态建设的同路人。
利用和驾驭资本需要有政治和制度等一系列刚性边界条件制约。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意识形态需要既反左又反右。
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佩珀、后马克思主义者如鲍德里亚等人看到了资本逐利而“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
对生态建设道路的偏离和伤害，因而根本否定和拒绝资本参与生态建设的可能性，表现为“左”
的偏颇。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过分夸大资本产业转型的无限自由性和选择性，抹杀资本存在着的消极作用和最终破坏作用，表现为右的偏颇。
超越“左”
与右，我们应当按照马克思当年历史地、辩证地、二重性地看待资本的方法，既要看到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参与生态建设的可能性和重大历史意义，又要看到资本本性与生态建设道路的根本差别以及可能发生的消极作用。
超越“红绿对话”
的各自偏颇，我们需要审慎地看待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历史作用。
资本的生态化与生态的资本化遵循着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对于传统的大工业文明形式的资本外壳是一种否定和超越，但是绝没有从根本上完全摆脱资本的逐利本性。
生态资本尽管是不断生产生态产品的资本，成为社会生态产品的供给者，与大众社会生态需求具有领域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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