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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产，使康有为意识到必须“改制”
，戊戌变法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开始从技术层面向制度层面推进；戊戌变法的夭折，使孙中山意识到必须彻底变革封建制度，辛亥革命就是制度层面现代化的一次尝试；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孙中山再次反思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意识到应“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
，寻找一条“驾欧美之上”
的现代化道路。
然而，孙中山并没有找到这样一条道路。
十月革命的炮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意识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4]。
“走俄国人的路”
，实际上就是中国先进分子重觅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时代结论。
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俄国人的路”
，并非易事，它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特殊的问题。
作为一代辩证法大师，毛泽东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5]，深刻地把握了“俄式革命”
和“中国国情”
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在历史必然性与民族价值目标之间的张力中探寻到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结合，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产阶级民族”
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制度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因此构成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任何一种社会运动要想获得成功，必须首先解决这种矛盾。
所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在中国的实现，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
同时，由帝国主义入侵而引发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其价值目标就是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恢复民族赖以发展的自主独立，因此，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时，它就不仅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前提，而且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外发型”
现代化遇到的又一难题，就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即本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现代化尤为如此。
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抗拒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惰性；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导致的民族危机的反应，它又需要从传统文化中获取民族精神。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怎样才能既变革传统文化，又凭借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这的确是中国现代化运动面临的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
“中体西用”
是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文明挑战的最初回应，它一开始就歪打正着触及到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
然而，无论是以“中国文化中心论”
为逻辑前提的“中体西用”
说，还是以“欧洲中心论”
为蓝本的“全盘西化”
论，以至孙中山的“中国国粹+西方科学”
的文化嫁接方案，都没有解决这一文化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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