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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除，它是历史过程的具体基础；其次是最受惰性因素左右的“惰性实践”
，惰性实践是物质的并在对象中客观化，受制于全部物质领域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再次是具有不同程度“惰性因素”
的社会实践，这是从共同目的出发而结合在一起的个人的活动。
萨特认为，之所以把实践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不仅进行自由的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而且还进行惰性的、机械执行的、不能称为自由的活动。
萨特的“历史人学”
就是以这种实践观为前提建构的。
正是这一实践范畴构成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也注意到实践观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自觉意识到“实践的首要性”
。
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新概念代替个体、人的本质等旧概念，提出了新的历史理论，即“实践的”
历史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就是，“人类社会既是统一的，但在其各联结点上又是特殊的。
用一句话来说，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关于特殊差异的具体观点，这种观点能够确定每个独特的实践在社会结构的特殊差异中所占的地位；马克思正是用这个观点去代替费尔巴哈关于‘实践’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普遍概念”
（阿尔都塞语）。
法兰克福学派则把历史唯物主义改造成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把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视为历史变革的决定因素，把发达工业社会的症结和出路都归结到人的主观心理和自我意识上，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理解是建立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这一事实基础上的。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对人的快乐的彻底关心”
的批判哲学，关注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看到的是“精神在本体论上的首要性”
。
西方马克思主义突出主体性和总体性，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认识和行动的方法，即凸显了“历史主动性”
的方法，并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无疑具有合理性。
突出主体性原则本身并不为错，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确曲解了马克思的主体性原则，使之离开了唯物主义的基础；突出人的实践对现实的决定作用本身并不为错，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确夸大了“自由实践”
的批判精神的作用，忽视了生产实践的决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实践范畴脱离了唯物主义基础，并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
就其实质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
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人本唯物主义；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是“人类学的历史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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