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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导致我们对“均贫富”
的特殊偏好和对社会主义公平的特殊理解，即使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深深地被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平均主义所吸引，认为其中“有种社会主义作风”
，并由此断言：“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
可以说，平均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在我们这里已积淀为一种“文化无意识”
，并产生了一种思维惯性。
正是在这种思维惯性的作用下，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走上了“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古训之路。
“大锅饭”
式的公平同“均贫富”
的传统公平观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民众对平均主义在价值观上的认同，为“大锅饭”
体制的形成造就了有利的文化氛围。
从根本上说，一种社会体制是否公平，不是看它是否符合某种主义、原则，而是看它是否适应现实的经济结构。
“大锅饭”
体制不公平，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
公平在这里沦为平均主义，社会缺乏竞争公平这一催人奋进的机制。
所以，这种体制只能带来一时的高效率，却导致了长期的低效率、“有组织的无效率”
。
长期的低效率、“有组织的无效率”
的背后必定是公平的破坏或丧失。
在既要效率又要公平的问题上，“大锅饭”
体制已经无能为力了，它既没有形成公平，又没有产生效率。
当代中国的改革就是要建立一种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社会体制，其中，根本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作为现代经济运作模式，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来实现其配置资源、促使资源配置优化功能的，它与公平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始终处在绝对对立之中。
相反，市场经济本身需要相应的公平——竞争公平。
首先是参与竞争活动的公平，即每一个人都有自主选择参与竞争活动的权利，都有同等的机会支配社会资源。
人们可以放弃参与竞争活动的权利，但必须首先拥有这个权利。
其次是竞争规则的公平，即规则“不偏不倚、一视同仁”
，对所有参与竞争的主体具有同等效力。
不仅如此，竞争的规则也是人所共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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