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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地理环境对社会的作用是个变数，这种作用本身是被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地理环境对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对处在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民族或国家的影响，之所以千差万别，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时此地的社会生产力状况。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地理环境对社会作用的性质、大小不是自然本身的产物，而是社会的产物。
譬如，在交通和商业没有一定发展的情况下，海洋同高山一样，都是民族交往的天然屏障和国家之间的天然边界，只是随着造船工业的发展，海洋才能转变为民族之间交往的通道，从而对不同民族的文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黄色文明论”
依据地理环境的不同，将黄色文明打上“封闭”
的烙印，赋予蓝色文明以“开放”
的特性，认定特定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民族在社会机制和政治组织等方面必然走上专制主义道路，判定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与海洋“息息相关”
。
这是一种偏见加误解。
内陆国家与海洋国家之分不等于封闭与开放之别，各种文明起初都处于相对封闭的体系中。
濒临海洋的欧洲国家，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开放的，在近代以前，狭小的地中海基本上就是欧洲人活动的“世界帝国”
，蓝色文明亦走过专制主义的道路；而处于内陆环境的华夏文明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封闭性，否则，不可能产生汉武帝积极主动的开放精神和博大的文化胸襟，不可能形成唐代高度开放的文化模式。
从根本上说，一个民族或国家开放与否，不是取决于地理环境，而是取决于生产力状况以及社会形态。
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却走过相同的专制主义道路，这一事实说明，不是地理环境决定社会状况，而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状况。
实际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发生和发展是生产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本主义文明并不是来自大海，而是来自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说只要濒临大海就能创造工业文明，那么，地中海为什么没有给其南岸、东岸的众多民族带来工业文明，反而使它们成为工业文明国家的殖民地？“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
，但“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的产物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
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已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
（马克思语）。
“黄色文明论”
的错误并不在于它强调了地理环境的作用，而在于它片面地夸大了这种作用。
造成这种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不理解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是如何起作用的，即不理解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起作用的方式和机制。
具体地说，不理解劳动是社会与自然的物质转换器，地理环境只有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并通过物质生产，才能转换为社会的内在要素并对社会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本身的性质、大小又是由社会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
本身被决定的东西在同一问题的范围内当然不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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