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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社会学大纲》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一方面，自然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用”
和“扩张”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出科学的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
。
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辨证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的“综合”
和“统一”
，而二者统一的基础则是科学的实践观。
正是基于对实践意义的正确理解，马克思发现了“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媒介”
，发现了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在把唯物辩证法从历史领域“贯彻于”
自然领域的同时，又把唯物论从自然领域“扩张于”
历史领域，从而“建立彻底的唯物论、统一的世界观”
。
显然，《社会学大纲》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关联的理解有明显的逻辑矛盾，而且没有把科学的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贯彻始终。
但是，《社会学大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意识到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存在着内在联系，意识到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哲学史上革命变革的契机。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安排上，《社会学大纲》力图用劳动——实践范畴连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这表明，《社会学大纲》接受的既有“打上了俄罗斯印记的列宁主义与斯大林模式”
，又有“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既受到当时苏联哲学论战，如“辩证法派”
与“机械论派”
、米丁与德波林论战的影响，又有对当时国内哲学论战，如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唯物辩证法论战的总结；既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重要影响，又凝聚着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独创性。
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而李达在这样的艰难岁月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力图为中国人民提供“精神武器”
，体现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
《社会学大纲》可谓艰难中的创造。
《社会学大纲》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影响到毛泽东写作包括《实践论》《矛盾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
毛泽东后来高度评价《社会学大纲》，认为“《社会学大纲》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
毛泽东可能忽略或没有看到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所以误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看作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
实际上，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才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但是，无论是对西方哲学史的分析，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考察，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把握的广度，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阐述的深度，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界定的准确性，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的完整性，《社会学大纲》都比《社会哲学概论》以至同一时期的马克思哲学教科书高出一筹。
应该说，《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以自己的表述方式撰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透彻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代表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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