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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变时期》不是用新的标准笼而统之地评价旧的体制，也不是仅仅追溯旧体制形成的主观原因，而是把旧体制及其形成放到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去理解。
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中国社会主义，首先要把实现工业化作为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完成这一任务时，必然面临着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积累”
。
在当时条件下，实现积累的手段无非两种：一是建立市场体系，以商品交换的形式，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自发地完成；二是建立计划体系，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在超经济的强制作用下完成。
对这两种手段的选择在当时并不是自由的、条件相等的。
选择前者，国家无法控制积累的性质和方向。
因此，建立一种高度集中的、借助于国家行政手段对经济实施计划管理的体制就成为一种必然结果。
这种体制发挥了它的历史作用，但也潜在地包含着后来暴露的种种弊病。
商品经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
开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
改革之所以使中国发生空前变革，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促使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城市的“产品经济”
向现代化的商品经济过渡。
广泛的社会调查，深沉的哲学反思，使《大转变时期》触摸到了传统体制的形成和当代中国变革的根源。
《大转变时期》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探讨改革的同时，又站在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进行了新的探讨。
应该说，这是《大转变时期》的又一成功之处。
按照作者的见解，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考察包括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社会形态和人的发展形态这三维方式。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并不是同某种社会形态完全同步的。
某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既可以通过这种社会形态来实现和完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社会形态来实现和完成。
经济发展三阶段——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依次更替是不可超越的；而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某种社会形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则是可以“超越”
的。
但是，这个被超越的社会形态的历史任务必须完成。
“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
。
（马克思语）没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完成这个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命运。
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对于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位置和改革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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