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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称作“阉人”
的国王，“惊恐地看到，德国革命正确地理解到，自己的秘密就在于恢复波兰，同俄国作战”
，“只有先摆脱金帐汗……的桎梏”
（马克思在这里讽刺地将沙皇同蒙古统治者“金帐汗”
等同，后者曾在13世纪占领俄国这一片地区），“才可能真正摧毁藩臣们的政权”
[9]。
当议会在保罗教堂讨论宪法问题和在丹麦发生的战争时，“波森的普鲁士王国将军们”
和当地的普鲁士官僚们利用这一时机吞并了波森，在这里，他们将说依地语的犹太人实际算作“日耳曼人”
，由此使德意志人在该地成为多数。
这可能产生一种印象，似乎普鲁士在波森等地实行所谓“日耳曼化的意图”
同它的“俄国的”
使命有矛盾。
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
波兰各省的普鲁士化倒不如说是摧毁反抗的一种最可靠的手段，俄国如果想重新并入这些土地，就会在波兰民族方面遇到这种反抗。
普鲁士为俄国的统治“在教育”
波兰人，使他们对此比较顺从。
普鲁士把波美拉尼亚、马尔克和萨克森的农民、犹太人和不开化的容克迁移到那里，迁移去的普鲁士王国臣民虽然好歹讲的是“德语”
，但却不是德国人，而是“普鲁士人”
；这些普鲁士王国移民由于霍亨索伦王朝的恩惠、侵害土著波兰人利益而得到捐助……[10]
马克思认为，普鲁士的君主们采用的不是德意志政策，而是墨守成规的普鲁士政策。
他们的国家原则是“霍亨索伦家族领地……在俄国霸权基础上的存在和扩展能力”
。
“波兰一旦独立，俄国就会降到一个亚洲大国的地位……而普鲁士就会从一个欧洲二等国降到德国的一个地方邦”
[11]。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普鲁士和霍亨索伦的批判性评论可能也同他们出生于莱茵地区有关。
但这也决不排除两人对德国的民主主义的爱国热情。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几年来一直从伦敦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该报的编辑在1860年3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可以指出的您的唯一的缺点是，您有时表现了对一家美国报纸来说是过于强烈的德国人的感情。
……在涉及沙皇制度和波拿巴主义问题时，我有时感到，您对德国的统一和独立表现了过多的关心和过大的忧虑。”
[12]对德意志各邦的统一的密切关注使马克思——不同于德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如威廉·李卜克内西——对奥托·冯·俾斯麦（OttovonBismarck）的成就持肯定的评价，认为对他的批判是不恰当的。
诚然马克思对法国和普鲁士－德国两个交战国家所标榜的爱国主义感到悲哀，但同时他在给巴黎的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一封信中甚至说，“最后德国人占上风。
我之所以希望这样，是因为波拿巴的最终失败，或许会引起法国革命，而德国人的最终失败则只能使现状再持续二十年”
[13]。
马克思坚决要求德国社会主义者宣传鼓动反对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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