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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认为，以获利为目的的纯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活动几乎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必然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持有类似的看法：
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形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
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这只是少数商业民族……中才有的情形，这些商业民族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缝隙中，正像犹太人在中世纪社会中的情形一样。
问题在于，一方面，财富是物，它体现在人作为主体与之相对立的那种物即物质产品中；而另一方面，财富作为价值，是对他人劳动的单纯支配权，不过不是以统治为目的、而是以私人享受等等为目的。
在所有这一切形式中，财富都以物的形式出现，不管它是物也好，还是以存在于个人之外并偶然地同他并存的物为媒介的关系也好。
……根据古代的观点，人……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44]
其实，现代资本主义之特征，包括资产阶级的产生，都曾经在古罗马时代昙花一现，但“造成古罗马资本主义没落的原因，为当时意识形态对财富积累的压制”
[45]。
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讨论与马克思的分析具有相似之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个在宗教领域，一个在经济领域，分别有着酝酿的过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了“选择的亲和性”
，共同推动了西方现代文化和制度的演进。
施路赫特分析了加尔文教在现代性兴起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一方面令信徒仍然承受着宗教的“压力”
，使工作的神圣性提升到一个体系，让信徒朝着一个合理的、有方法的、整体的生活导引发展，努力完成自己“伦理上的整体人格”
；另一方面则缓和了宗教服从要求上不合人性的地方，使得个人得以从过度的苦闷压迫里松一口气。
[46]
这一过程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在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数百年间，基督教的入世制欲主义塑造了一批人的生活态度，这些人的勤俭努力使得他们富裕起来，形成社会的中产阶级，打破了封建秩序”
。
同时，“经济的生产技术和贸易方式也日渐脱离传统的束缚，市场的竞争鼓励了工商业的发达，经济也从纯粹满足需求的导向，转为以理性计算成本收益的营利经济”
[47]。
在这一过程中，新教伦理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新教徒不能自由挥霍辛勤积累的财富，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新教教义不仅将追求财富视为合法的，更是将这种追求视为上帝的旨意，使对财富的追求变成一种宗教的狂热。
然而，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宗教的根蒂早已萎缩。
一个现代的“经济人”
，“凭借自己的理性来计算成本效益，多少可以看作是早期清教徒要求在生活上贯彻入世制欲主义的后遗现象”
[48]。
韦伯对现代性文化的考察并不意味着精神和心理因素是现代性兴起的唯一因素。
他晚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世界经济通史》时，总结了现代性兴起的制度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文化论和制度论之间的一种平衡。
这些制度性因素包括市场的交易自由、发达的货币经济、劳动力的商品化、理性技术的运用、经营组织与家产的分离、合理的簿记制度、可计算的法律保障、经济生活的商业化。
[49]对此，阿隆指出：“基督新教并非资本主义的唯一因素，而是因素之一，甚至可以说只是资本主义的某些层面的因素之一。”
[50]弗洛因德也认为：“若要探讨资本主义的起因”
，“不能单纯地只考虑资本积累这个因素，而置经济生活的制欲理性化于不顾”
，也不能“在另一个极端上，单以宗教改革的精神，来说明资本主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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