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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韦伯肯定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重要作用。
二、意识形态的依附性与独立性
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社会意识的内容来源于社会存在，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变迁。
因此，意识形态不能独立于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具有一定的依附性。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67]只有社会存在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基础地位，而意识形态不过是“观念副本”
而已，“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68]。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考察始终不离开社会存在，他从社会存在论基础来寻找意识形态的根基。
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能动作用。
这种能动作用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方面，先进的意识形态会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落后的或反动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延缓社会历史的进步。
为此，马克思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69]。
在韦伯那里，文化论与制度论作为现代性研究同等重要的两大主题，不存在何者更为根本的问题；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和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是同等重要的，不存在一方决定另一方的问题。
在他看来，现代文化并不依赖于现代制度，意识形态也不依附于社会存在。
因此，现代意识形态就获得了独立存在的地位，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立领域。
特别是韦伯通过对现代性文化的考察，发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合理化原则，这样，就将意识形态作为合理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加以研究。
在马克思看来，既然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依附于社会存在，那么对意识形态的考察势必要从社会存在论基础来寻找意识形态的根基，这就把意识形态纳入某种与社会存在的关联性中加以研究。
在卢卡奇那里，这表现为将现代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现代商品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考察，把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二律背反意识归结为商品生产的“物化现象”
所造成的“物化意识”
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认定现代意识形态产生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
，这样，就在对现代商品生产方式的分析中，辩证地说明了“物化意识”
的现实根源。
然而，卢卡奇却把现代社会生活领域的合理化原则，直接运用于意识形态批判之中。
他谈道，只是“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分析为前提，探讨一下一方面作为对象性的形式、另一方面又作为与之相适应的主观态度的商品拜物教性质中产生出来的那些基本问题。
只有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看清楚资本主义及其灭亡的意识形态问题”
[70]。
卢卡奇的这种做法，是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中寻找现代意识形态的根源，然后将社会存在中的合理化原则直接运用到社会意识领域。
我们已经很难区分出卢卡奇那里的商品交换中的合理化原则和现代意识形态中的合理化原则，现实社会中的既存事实与意识形态中的观念反映都被归纳为同样的“物化”
。
他将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相联系是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他以合理化来展开意识形态批判不得不承认是更多地借鉴了韦伯的理论。
这就造成在意识形态批判问题上，卢卡奇立足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架构，却采取韦伯的合理化分析这一独特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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