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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反思才得以实现的，因而不过是重演了“绝对精神”
回到自身的过程。
在韦伯以后的技术批判理论那里，技术非但不是超越现代性的手段，更是这一超越过程本身试图克服的对象。
韦伯的现代性研究恪守价值中立原则，只给予实然层次的犀利分析，并未提出应然的规范要求。
在韦伯看来，合理化的“吊诡”
最终将使人生活于“铁笼”
，现代性的后果令人悲观失望，但面对这种“命运”
我们无能为力。
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影响了卢卡奇，在他那里，生产过程中的“物化”
表明生产—技术不能作为现代性超越的手段，实际上引入了技术批判的思想，这种做法造成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技术批判问题上普遍采取以不同的形式来接受韦伯这一基本倾向。
在后来的技术批判理论家看来，现代技术作为一种形式合理性的工具理性，日益侵占实质合理性的领域，造成现代性的危机。
这一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解读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占，哈贝马斯解读为体系对生活世界的侵占。
无论是否定辩证法的“和解”
概念对主客体关系的重新定位，还是交往行为理论的“交往”
概念对理性潜能的发掘，他们的现代性超越机制中都蕴含着某种程度上对技术因素的克服。
[1]〔美〕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52页。
[2]〔匈〕赫勒：《现代性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34页。
[3]俞吾金：《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4]参见王南湜、谢永康：《后主体性哲学的视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83—95页。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170、171、173、174、177页。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3页。
[7]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2—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485、486页。
[9]〔波兰〕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第111页。
[10]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330页。
[11]〔英〕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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