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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从经典社会理论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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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试图界定现代性的含义：“一种普世性的转换每一个体、每一民族、每种传统社会制度和理念形态之处身位置的现实性（社会化的和知识化的）力量，导致个体和社会的生活形态及品质发生持续性的不稳定的转变。”
[3]这种界定揭示出现代相对于前现代所具有的某种复杂性。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抑或是涂尔干的思想，都涉及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复杂性理解，也即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双重考量，而绝非是单一因素的考察。
他们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认定，都是出于对现代性诸因素总体性的考量，这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统一，这在韦伯那里表现为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的统一，这在涂尔干那里表现为制度论与观念论的统一。
一、经典社会理论家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堪称经典社会理论的典范。
通过对现代社会“资本”
原则的揭示，马克思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双重视角为我们完整地呈现出现代社会生活的面貌。
恩格斯曾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作出过经典性的概括：“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4]马克思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论述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5]从根本上讲，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或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
这样，马克思肯定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给予现代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以唯物主义的说明。
可见，在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阐释框架中，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的地位是不同的。
马克思十分清楚地说明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同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并且指出了物质生产因素在何种意义上和何种限度内决定着其他社会关系。
现代性批判主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来展开，乃是由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的贯穿所决定的，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正是掩盖其他一切色彩的“普照的光”
，也是决定一切存在物比重的“特殊的以太”
。
韦伯以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相统一的视角来解释现代社会，注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并举。
[6]《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精神文化因素的考察决不意味着一种文化决定论的态度。
在韦伯来看，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包含着双重因素：一方面，“不能单纯地只考虑资本积累这个因素，而置经济生活的合理化于不顾”
；另一方面，也不能“单以宗教改革的精神，来说明资本主义的产生”
。
事实上，韦伯从未试图以任何“精神论的史观”
，来取代唯物史观，二者皆可成立，只是“必定要局限在所选择的价值参照范围内”
[7]。
为申明这一意图，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论中写道：“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
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作作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
[8]韦伯遗孀玛丽安娜·韦伯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韦伯极为佩服卡尔·马克思的杰出工程，把探寻各种事件的经济与技术成因看作是极富成效、的确是特别具有新意的启发性原则，可以用来指导知识探索进入以往不为人知的全部领域。
但是他反对把这些观念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而且反对把物质因素绝对化、使之成为因果解释的公分母。”
[9]其实，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诞生之日起，韦伯就一直同文化决定论的指责相斗争，他曾多次撰文申明自己的本意，并将这些内容补充到注释之中，以致该书注释的长度接近全文的三分之二。
苏国勋就指出：“韦伯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观念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独断论意义上的唯物论者，因为在他那里宗教观念是通过经济伦理而对人的行动起作用，并非纯粹观念作用于人；而制度因素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含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还包括宗教制度、文化制度，并非只是经济、物质、利益方面的制度。”
[10]
涂尔干从制度与观念层面展开对现代社会的实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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