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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现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涂尔干以功能主义为方法论基础，对分工、组织、团结、伦理、道德、失范、自杀、犯罪和宗教等社会问题展开构成性和规范性的研究，集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于大成。
在涂尔干看来，“要想探讨现代社会之所以可能的问题，我们既不能仅仅从个人反思、调节和持存的角度出发，也不能单纯从组织制度和意识形态机器出发，而应该着重考察两者相互涉入和构成的实践逻辑”
[11]。
需要指出，尽管《社会分工论》是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奠基之作，但它并不能用以概括其思想的全貌。
涂尔干晚年的《图腾崇拜论》、《分类的某些原始形式》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标志着他越来越重视观念因素在社会构成和运行过程中的作用。
“涂尔干晚期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要弥补其早期思想在经验论与决定论、物质论与观念论之间出现的罅隙。”
[12]正如渠敬东指出的那样，“我们在对涂尔干社会思想的把握中，不仅要看到其《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以及《自杀论》中所贯彻的基本原则，还要看到其后期思想的发展对早期思想的不断调整、深化和修正过程”
[13]。
如上所述，这种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决定了经典社会理论家对现代性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的考量，决非是一种经济决定论，或是文化决定论所能概括的。
熊彼特曾清楚地指出过这一点：“经济史观并不意味着人类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全部地或主要地为经济动机所驱使。
相反，对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和机制的解释，以及个人心理对社会的影响都是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对社会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马克思并不认为宗教、玄学、艺术流派、伦理学思想、政治主张可归结为经济动机或者不重要，他只是要揭示影响和决定历史发展的经济条件。
马克斯·韦伯的资料和论点和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完全相符。”
[14]
二、马克思对韦伯、涂尔干的影响
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面对的都是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广义的现代，只是处于不同的历史境遇。
正如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那样，“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
[15]；就有关现代社会的研究而论，绕过马克思便不会产生好的社会理论，马克思的思想对经典社会理论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韦伯和涂尔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韦伯充分地意识到马克思的学术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晚年的论述中看出，他说：“现代学者们，尤其是哲学家们的诚实性，可以从他对尼采及马克思的态度中来衡量”
，“我们每个人今天在精神上所体会到的世界，已是一个深深受到尼采与马克思影响的世界”
[16]。
他关于现代社会兴起过程中精神因素的考察，由于触及一些马克思所不曾面对过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延续了马克思的工作，可以视为马克思开创的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效应。
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过孔德的社会静力学，实证的社会理论与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似乎是格格不入的。
但涂尔干仍然不得不认真地面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他反复强调自己与唯物史观的区别。
他认为，他把宗教的本质看成是社会的观点，不能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重复”
，“社会生活不仅是依赖于它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带有这种物质基础的标记，就像精神生活依赖于他的神经系统和整个肌体一样”
[17]。
涂尔干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单一性的经济决定论，并不是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看待。
然而，涂尔干所面对的正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
[18]，而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论述。
就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而言，涂尔干和马克思同样重视对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双重考量。
此外，涂尔干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是建立在道德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不仅要实现个人自由，还要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拒斥功利主义、受到圣西门思想的影响，这些都与马克思思想存在契合之处。
[19]
三、马克思对当代社会理论的影响
经典社会理论的当代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对当代社会理论的影响上。
通过帕森斯、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的中介，经典社会理论在当代社会发挥着重要的思想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社会理论可以纳入马克思批判的社会理论的效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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