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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韦伯却对“现代性问题”
的后果抱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
韦伯的世界观是一个事实与价值分裂的世界，前者是客观现实的世界，是理性和技术统治的领域；后者是主观意义的世界，充斥着非理性和冲突。
然而，韦伯的合理化并不意味着形式合理性最终会完全取代实质合理性，工具理性的扩展并不能消除行动的非合理性成分的存在。
两个世界会始终存在，合理化有其必然的界限，即便是现代性兴起过程中合理化的扩展亦不能抹杀这种划分，更不能否定价值世界的意义。
反而，韦伯十分重视历史过程中非理性的创造性，并以此来考量现代性引发的诸种问题，他始终在合理化的具体结果的一种肯定价值和在其意义方面对人的精神发展的忧虑之间徘徊。
四、韦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关联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韦伯对技术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兴起产生过重要影响，那么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会与韦伯发生思想关联性？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要理清马克思对技术批判理论的影响。
固然，马克思对技术批判理论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即便他本人并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技术批判理论，但他始终以各种方式活跃在技术批判理论之中，他对生产—技术的追问，为其后的技术批判理论家们留下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对技术基本上持一种有所保留的肯定态度，这种态度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辩证的方法。
也就是说，技术成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其力量恰恰来源于自身的矛盾之中，这种技术观根植于马克思对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定位。
在马克思看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技术活动作为自由的活动的典范之一，在人类活动中始终具有优先性。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不仅肯定了技术在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更是把技术视为超越现代性的手段，但他也意识到现代技术对人的损害，并试图通过生产—技术的内在超越来克服现代性的局限。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物化”
的双重维度：“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
和“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
[57]，一个在生产领域，一个在社会关系领域。
总体上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从社会关系层面展开，社会批判理论在他那里主要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社会关系批判。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要探讨商品交换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物化”
，这种“物化”
通过商品关系、货币关系、资本关系展现出来，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在马克思对商品的两个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的考察中，具有本质规定性的是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这种抽象劳动依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
然而，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的是现代性社会关系的规定，从现代性生产过程进入到社会关系领域，重点讨论了抽象劳动如何在商品史中构造出货币，进而研究在资本主义史中形成的资本，最终判定现代社会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卢卡奇对马克思与韦伯不同思想因素的继受与拼合，成为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技术批判问题上理论态度的关键。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号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
中，卢卡奇对“物化”
问题的分析主要涉及马克思在“商品”
层面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但这种解读并没有按照《资本论》中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展开。
他说：“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
只是卢卡奇对这个“抽象劳动”
的理解与马克思的原初意义有所不同，将其规定为“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即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
，而“现代劳动过程”
、“个别‘自由’工人”
、“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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