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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看来，“理念型”
只在理论思维的抽象中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种彼此包容的镶嵌关系。
无论是文化论和制度论、现代性兴起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区分，还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社会行为的类型、经济社会学中行为取向的类型、政治社会学中统治的类型、宗教社会学中各种宗教和文化的类型，这些各种类型的划分，并没有高下优劣或发展阶段上的区别，都不过是韦伯所谓方法论上的“理念型”
。
韦伯以文化论与制度论相统一的立场来考察现代社会生活，其“现代性问题”
研究贯穿着合理化的思想主线。
沿着这条主线，韦伯实现了康德所讲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
为了回答“人的问题”
，康德提出“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
，完成“三大批判”
；为了回答“现代性问题”
，韦伯提出合理化理论，完成文化论与制度论。
合理化是韦伯分析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基本维度，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矛盾构成其社会批判的基本架构。
他把现代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虽然价值中立原则使他没有展开对现代技术的批判，但他对现代性后果的忧虑已经包含了技术批判的主要因素，为技术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
这种判定虽然没有直接导出对形式合理性以及现代技术的批判，但他对技术实际上是持一种悲观态度。
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的程序主要是靠科学和技术，世界的“除魅”
实际上是作为形式合理性的工具理性的拓展，其结果造成现代技术的统治。
然而，合理化并不意味着形式合理性最终会完全取代实质合理性，现代技术的统治并不能抹杀价值世界的意义，合理化有其必然的限度。
韦伯的本意是努力地保持一种价值中立的评价，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划定必然的界限，但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一直试图冲破这种二元的划分，打破二者之间的平衡状态，建立起技术的独断性统治，这使得形式合理性成为合理化的唯一尺度，为此，韦伯对技术的后果充满忧虑。
这种技术观根植于韦伯对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定位，他认为技术的本质是一种工具理性，其目的在活动之外，因而并不是完整的和自由的活动。
在严格意义上讲，韦伯对“现代性问题”
的回答持有的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
为申明此意，他于1904年发表了《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
》，于1917年发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
的意义》。
在他看来，价值判断完全是出于个人主观的情感作用，价值只与个人的自由、决定与选择相关，而与事实没有任何逻辑的或本体的联系，因此价值不是经验科学的对象。
韦伯区分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真实意图是要在经验科学中驱逐形而上学，保持社会理论在面对社会现象时的价值中立性。
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应该从其新康德主义的哲学背景中加以理解，他关于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区分使我们不难联想到康德关于“纯粹理性”
和“实践理性”
的划分。
韦伯在现代性研究中贯彻了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区别，力求在学术研究中排除价值判断，实现价值立场的中立。
虽然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现代性分析架构隐含着社会批判的向度，但他对现代性的后果只给予实然层次的犀利分析，并未提出应然的规范要求，从合理化理论拓展出社会批判理论则是他留待后人来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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