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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命题是，自我设定一个“非我”
与自我相对立。
这个命题是表示，通过自我的同一性而形成从设定（Setzen）到对设的过渡；对立面一般只是通过自我的绝对行动而得到设定。
而且，由于自我是直接设定的，所以只能直接对自我进行反设定；而自我直截了当地对设起来的正是“非我”
，亦即与自我相反的东西、对立面。
这个命题的变革意义在于，先前康德对于主体之自发性的了解，已然进展为一个创造性或所谓“生产性”
（productivity）原则。
康德把先验主体理解为思维的自发性，理解为作为纯粹活动的联结。
到了费希特这里，自我作为“活动本身”
，就不仅是所谓逻辑的前提或条件，而且是设定对立面的活动，是真正的创生。
因此，费希特阐释了发展概念的必要环节或内涵：主体通过自身的活动设定他物，亦即构成超出自身以外的对方，构成与自我相反对的东西。
在本体论思想的演变发展历史中，费希特阐述的这个创造性原则，不仅贯彻在黑格尔的绝对主体中，而且成为马克思“感性活动”
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在费希特对于“自我”
的全部阐释中，第二个命题补充了第一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所预示的主词与宾词的可能性差别，在“自我设定一个非我与自我相对立”
中获得了明确的进展，出现了真实的差别——这就是非我、不同于自我的他物、自我的否定者。
然而，费希特明确提出，第二个命题虽然“在实质上是有条件的”
，但“在形式上是绝对无条件的”
。
[30]就是说，第二个命题提到的非我，作为自我的否定者，也是某种绝对的东西。
这意味着作为内容的非我，超出了自我，独立于自我，是自我以外的新东西。
于是，第二个命题表现为费希特哲学中的独特原理。
虽然费希特的这一原理进一步推进了自我意识的概念，但在黑格尔看来，同时又是康德二元论的恢复。
既然“非我”
作为内容独立于“自我”
，那么，自我设定非我仅仅只是形式上的工作，非我这个内容纯属外在的引入。
这一推演似乎获得了自我和非我两种东西，但两者毫无例外仍然处于外在的对立之中。
由于第一个命题与真正的内容无关，所以，他物的引入便完全超出了推演；而且，自我与非我的对立不能从第一个命题中引申出来，两者的对立也与推演无关。
因此，这一推演真正说来只是表面的、形式的，甚至是“非法的”
。
而黑格尔所说的推演，是要求一个“活生生的理念”
，“世界是一朵花，这花永恒地从那唯一的种子里生长出来”
[31]。
很明显，费希特只是从表面上取消了康德的二元论，实际上却仍然保留着自在之物与自我意识的无限对立，即非我对于自我而言的“无限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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