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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克思的这个区分却意味深长地不是通过批判费尔巴哈，而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而形成的。
马克思指责黑格尔单独地、抽象地考察国家的职能和活动，而把特殊的个体性看作它们的对立物，其原因就在于他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特殊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性；“特殊的人格”
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国家的职能等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方式。
既然个人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那么，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是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
[30]
在马克思说出这一点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同费尔巴哈有什么重要区别，因为就最一般的概念使用方面而言，“文化”
、“社会”
、“共同生活”
等，也是费尔巴哈极力主张的。
甚至直到1844年的《巴黎手稿》，马克思还称赞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从而“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
[31]。
然而，就问题的实质、内容或原则而言，马克思已经通过对法哲学的批判，在社会关系的理解上，从而在关于现实主体的理解上，形成了与费尔巴哈的重要区别。
费尔巴哈把人的实体置放在“社会性”
之中，并且根据“社会的人”
的原理而直接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
费尔巴哈的社会性原理依据所谓对象性的论证：人与人的统一“只是建立在‘自我’和‘你’的区别的实在性”
上；真正的辩证法不是自我意识的独白，而是“我”
和“你”
之间的对话。
但是，在费尔巴哈那里，对象性的反思形式是直观，因此，“我”
和“你”
彼此区别和联系的实在性，也不过是彼此的直观。
费尔巴哈正是通过直观这样一种对象性的反思形式而建立起社会性概念的：“只有在人对人的感性直观中，才是真理和实在。”
[32]因此，社会性的真理就是类，类就是复数，就是两个人，就是两个人的彼此直观。
“我”
和“你”
的彼此直观，就是相互需要（友谊）；男人和女人的彼此直观，就是相互补足（爱），而这种结合就是对于类的共同表现，即完善的人。
这一点恰好构成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最初差别。
尽管社会性的原理在马克思那里同样需要依据对象性的论证方式，但是，在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关于社会性的原理的对象性论证，其反思形式与其说是根据直观，毋宁说是根据所谓“活动”
的方式来理解的。
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如果说人的世界乃是国家、社会，那么，个人和国家的“实体联系”
（Vinculumsubstantiale），就是国家的职能和活动同国家的个人的联系；而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无非是“人格的本质的质的天然活动”
，是人的社会特质的“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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