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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实践概念之最简单、最基本的表达是“人的感性活动”
或“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动”
。
[15]然而，这个简要的提法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纲领来说却是至关紧要的。
人们先前对于马克思实践观的解释经常忽略了这一点，往往只是在其大致的、望文生义的形式上去理解，而不是从其本体论原则的高度上去理解。
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史家之所以在“实践”
概念的理解上陷入了矛盾的困境，正是由于离开了这种本体论原则的理解高度，由于未能把握只有在这种高度上才能见到的种种重要的理论差别。
就“感性活动”
或“对象性活动”
而言，它的实际含义同《手稿》中的“对象性的活动”
是十分接近的。
然而，《手稿》的“对象性的活动”
或“劳动”
的原理，至少在概念形式和理论形式上，仍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费尔巴哈的“类”
概念，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费尔巴哈关于“人”
的基本理解和基本立场。
但是，在《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仅费尔巴哈的“类”
概念遭遇到批判的清除，而且，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正面陈述中，关于“类”
的提法也不再出现了。
如果说《手稿》中“类”
的概念和“对象性活动”
的原理本质上是矛盾的，那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这种矛盾的排除，就是通过这种理论矛盾的排除而达成哲学本体论上新的跃进。
正是这样，马克思在1845年以后基本上就用“实践”
来表示“感性的活动”
或“对象性的活动”
，这种术语上的变换又与“类”
、“人道主义”
和“自然主义”
等提法的消逝相一致。
《手稿》中的“对象性活动”
就理论形式而言，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类”
这个中介来达到对现实主体的确认：与主体必然相关的那个对象乃是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类本质；从而，劳动、对象性的活动便是“类的生活”
，而这个类的生活又直观地体现在对象之中。
换言之，只是在对象性的活动仍须借助于所谓直观的表达方式时，费尔巴哈式的“类”
概念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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