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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以“感性活动”
作为本体论基础的唯物主义，才真正使得“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
成为可能。
因为正是这个作为基础的主导原则，才一方面把主体理解为“现实的历史的人”
（“现实的”
、“历史的”
，在马克思那里，乃意味着“感性的”
、“活动的”
）；另一方面，第一次把现实主体的对象世界亦即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一般地理解为历史的产物，从而能够把它理解为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理解为人们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恩格斯在1893年谈到唯物史观的起源时说，“马克思的附录（作者注：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实就是这一起源”
[35]。
设若唯物史观确实起源于《提纲》，那么这个起源如果不是实践原则的确立和发挥，以及按照这一原则而对费尔巴哈的全面批判，又可能是什么呢？设若唯物史观只是一般的唯物主义“推广”
、“应用”
到历史领域，那么很显然，唯物史观既可能发源于马克思的《提纲》，也可能发源于费尔巴哈的《临时纲要》，甚至还可能发源于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或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对于这样的“可能性”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正是作为《提纲》之中心概念和主导原则的“实践”
（“感性的活动”
）构成一个新的基础，即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
或唯物史观的“起源”
；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避开费尔巴哈以及其他旧唯物主义者在历史领域中的自我背叛才是真正可能的。
为什么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动力对他本人却化为乌有？恩格斯回答说：“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
那么，从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条道路呢？“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
为了能够把“现实的人”
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哲学上的第一个基本步骤就必须是确定“感性活动”
的原则；因为正是这个本体论原则不仅满足了感性现实性的要求，而且提出了与主体及其对象世界的现实活动相适应的发展原则或历史原则。
再重申一遍：没有唯物主义的历史原则，历史领域就是唯物主义者所通不过的领域，或者，就是他不能作为唯物主义者而通过的领域。
然而，普列汉诺夫在1915年的著作中，把拉美特利、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统统归到“斯宾诺莎的类”
，主张他们的唯物主义实则是相同的；并批评马克思，说他误解了费尔巴哈，因为费尔巴哈是了解“实践批判”
活动的。
费尔巴哈的缺陷仅仅在于，他忽视了辩证法，没有把唯物主义推广到历史领域。
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判断不仅是过于轻率了，而且是把“实践批判活动”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理解得太表面化、太无内在联系了。
似乎费尔巴哈的主体概念、人的本质的概念与“实践批判活动”
的掌握与否一无关碍，似乎费尔巴哈手中已经现成地掌握了一种与马克思相同的唯物主义，只是出于偶然而没有或不愿意把它放到历史中去，把它运用于主体概念而已。
但是，普列汉诺夫恰恰没有看到，问题正好在于：费尔巴哈为什么不能实际地掌握和运用已经在黑格尔手中发展起来的辩证法，为什么作为马克思的同时代人他却不可能在历史领域真正贯彻唯物主义，为什么同样根据唯物主义的要求，他的主体概念、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会流于抽象？如果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普列汉诺夫没有读到《德意志意识形态》，[36]那么，基本的思想关系已经在《提纲》中明确了。
因为正是《提纲》最清楚不过地表明，所有上述问题的解答，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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