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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尔巴哈那里，黑格尔哲学乃意味着整个近代哲学的完成，意味着一般哲学—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实现，意味着柏拉图主义传统之奥秘的最终显现。
因此，“感性”
同“绝对精神”
的对立就不止于这一新原则同黑格尔哲学的对立，而是它同整个近代哲学、同一般哲学—形而上学、同柏拉图主义的对立。
归根到底，绝对精神无非是整个近代哲学乃至于一般哲学之完成了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过是在哲学中得到复活的神学之已死的精神，即“幽灵”
。
就此而言，“超感性世界”
既是神学的本质，又是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本质；对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批判来说，毋宁更恰当地把它理解为哲学中的神学本质。
因此，费尔巴哈试图在本体论上予以阐述的新原则——感性，一开始就力图表明自身是与超感性世界相对立的东西，而且是与一般哲学（作为超感性世界之神话学）的前提发生全面的矛盾。
费尔巴哈企图把整个事情翻转过来，把感性重新置于王座的地位。
当然，费尔巴哈这个试图颠覆超感性世界的巨大图谋收效甚微，整个具有反叛性质的本体论纲领最终几乎全部悲剧性地落空了。
费尔巴哈的决定性的失败就在于：他从否定或剥夺神和神的东西开始，但其哲学的整个结果，就像施蒂纳所说的那样：“神和神的东西将更不可解脱地缠绕着我。
将神从他的天国逐出、并剥夺他的‘超然存在’，这是还没有建立在充分胜利基础上的要求，如果在此只将神驱逐到人的胸中，并以不可消除的内在性相赠，于是这就意味着：神的东西即是真正人的东西！”
[28]这一说法是颇中要害的：在费尔巴哈那里，所谓真正人的东西归根结底仍然是神的东西；神的确是从天国中被逐出而丧失其超然存在——作为绝对者的超感性存在，但那仅仅是因为它被流放到人的胸中而成为一种不可消除的“内在性”
。
正是由于这种内在性不可避免地向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的返回，费尔巴哈最终不得不令人遗憾地重归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亦即重归形而上学的本质。
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发生在费尔巴哈的失败之际。
费尔巴哈的“感性”
只是与超感性世界处于抽象的外部对立之中，即便是所谓“高卢—日耳曼”
原则在这里也无济于事——费尔巴哈并不能开辟出一条足以导致超感性世界本质性崩塌的思想道路，相反却只是以批判性的外表最终复归于形而上学的怀抱。
“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他使眼前的东西即感性外观从属于通过对感性事实作比较精确的研究而确认的感性现实，而在于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
[29]这就是说，费尔巴哈初始地以感性现实来对抗超感性世界，但他对感性世界的理解本身，又恰恰从属于形而上学的基本方式和基本领域——这里的关键之点在于：单纯的感觉和单纯的直观仍然是从“内在性”
上被理解的，而且不得不如此来加以理解（由于直观的对象性本身），这就只能使感觉和直观复归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即意识的内在性建制（详见本节第三目）。
正因为如此，费尔巴哈对超感性世界的反动不得不复归于形而上学。
这里的核心问题依然体现在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本体论原理的基本对照中，亦即体现在感性的活动与感性的对象、对象性的活动与对象性的直观等的对照中。
如果说费尔巴哈的本体论原则只是在形而上学的大厦上打出几个窟窿，那么，正是马克思的本体论纲领——“实践”
——方始动摇了超感性世界的整个基础，并使其倾覆成为不可避免的。
换言之，对象性的直观既不可能铲除形而上学在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之间掘出的鸿沟，也不可能触及构成这一理论鸿沟的现实基础本身。
因此，费尔巴哈对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批判，最终也只能成为这种神话学的一部分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把费尔巴哈称作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支脉（就其没有脱离哲学—形而上学的基地而言）。
在马克思那里，由于“感性活动”
这一本体论原理的确立，超感性世界的倾覆方始不可避免地导致其神话学的真正破产。
在马克思由其本体论立场而开展出来的批判中，这种神话学不只是哲学—形而上学，而是整个意识形态领域。
换言之，“意识形态”
被看作是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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