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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方向。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在于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的活动，在于要求“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36]。
先前的哲学家都没有要求、而且也不可能要求这一点。
思辨唯心主义所依据的是“纯粹活动”
或“自我活动”
；但是，既然已经证明，这种活动是非感性的、非对象性的，那么，它就不可能是针对感性对象、变革对象世界的活动，而只是纯粹思想、纯粹理论的思辨活动。
至于费尔巴哈，他也同样没有把主体及其对象世界的存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活动”
；所以，他一方面仅仅把主体看作是感性的对象；另一方面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
例如，宗教谬误的根源就在于宗教意识的虚妄，从而纠正这个谬误也就是在理论上确立宗教真理，并籍此消除一切神学的和宗教的幻想。
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如果“实践”
或“感性的活动”
乃是标志现实主体的本体论原则，那么，对于现实的人来说，直接具有理论形式的哲学，不仅其根源和前提存在于感性现实的活动中，而且其任务和目的亦必取决于并实现为感性的活动。
换句话说，作为新世界观的哲学不仅是理论的原理，而且是实践的要求和行动的渴望——按其形式和语言来说是理论的东西，按其内容、实质和目的来说则是指向实践并且深入于实践的。
以“感性的活动”
为本体论定向的新世界观，直接就意味着把哲学的根本把握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正是由于这一原则的改变，使得马克思形成了对于全部旧哲学之单纯理论态度——亦即其目的和任务只是依据理论本身来设定并且只代表理论要求的哲学态度——的批判。
这一批判不仅具有理论本身的批判向度，而且具有实践批判的向度。
因此，比如说，在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这是他所完成的了不起的功绩）之后而停顿下来的地方，马克思却明确地指出：费尔巴哈的批判特别地缺失实践批判的环节。
一般说来，费尔巴哈在力图理解当下的、现存的事实方面，已经“达到了理论家一般所能达到的地步”
[37]。
因而，费尔巴哈的批判在理论上的未完成，实际上已经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实践原则和实践要求中才可能出现的理论问题：世俗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形成为一个独立的、与世俗基础相对立的世界；这个事实首先在理论上只有根据世俗基础本身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才能加以说明；并且在实践上只有通过实际地消灭这种分裂和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才能使之在现实中革命化。
不言而喻，在“实践批判的”
原则或实践的革命化要求未曾真正出现的地方，世俗基础本身的自我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的实际解决等问题，就不可能被现实地揭示出来。
因此，比如说，在把神圣家族的秘密归结为世俗家庭（参看费尔巴哈）之后，哲学的真正要求就不仅是批判神圣家族，而且是批判世俗家庭本身；不仅是在理论上批判世俗家庭，而且是要求在实践中对它进行革命的改造。
[38]
在德国哲学的逻辑进展中，施蒂纳是第一个对费尔巴哈进行重要批判的人物，因而代表着一个试图超出费尔巴哈的有意义的“环节”
。
当费尔巴哈攻击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并试图通过感性直观的对象性从单纯的理论态度中解放出来时，施蒂纳则尖锐地嘲笑了费尔巴哈哲学本身的概念立场和理论态度。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当施蒂纳本人在反对单纯的理论态度时，却更深地陷入到这种理论态度—概念立场中。
于是，就理论态度而言，我们要问，那个对思想、观念、“圣物”
敌视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坚定地宣布自己立足于“无思想”
的施蒂纳，是否真正从理论态度—概念立场中摆脱出来了呢？在马克思看来，施蒂纳不仅没有从中摆脱出来，而且甚至表现得更为极端。
在施蒂纳那里，批判的要点在于消除“人”
的抽象性，亦即消除这一概念的形而上学本质，因此他便要求从这一概念中剥除其一切思维的规定，或者，一切形而上学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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