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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在马克思那里，感性活动的原则不仅是理论合理性所要求的基本概念，而且特别是现实生活所要求的推动原则，简言之，它直接指向现实主体的生活本身，指向其历史性的实践本身。
费尔巴哈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返回单纯的理论态度或概念立场，是因为他仅只诉诸单纯的直观——最终被归结为最高的哲学直观。
而“最高的直观”
之所以软弱和贫乏，就因为它仅仅是直观，而且仅仅是理论的直观。
它不仅不是现实主体的活动原则，而且作为单纯理论的公设，是与现实主体的对象世界完全脱节的。
由于最高的直观不了解现实主体的现实的活动，所以，它就完全放弃了“人的感性活动”
对于感性世界的意义；由于最高的直观对于这个感性世界完全无能为力，所以，它就不得不停留在单纯理论的领域内，把批判仅仅了解为理论的任务，而不是现实主体的“实践批判”
的活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费尔巴哈仍然还是一位“理论家”
和“哲学家”
。
因此，当二重性的直观试图在理论上批判现存世界的时候，它在实践上却无条件地承认现存的世界。
正像它只是通过通常的直观而见到本质和存在的分裂与矛盾一样，它也只是通过哲学的直观而建立起本质和存在的统一。
既然直观以完成了的、当下直接的主体及其对象世界为前提，所以，这个前提就变成在实践上承认主体及其对象的现存状况（承认和维护现存的世界）；在本质方面的“应当”
是原则的普遍性，而在存在方面的缺陷则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
。
它们之所以是“例外”
，是由于它们不能满足于理论（最高直观）的普遍性；而它们之所以是不幸事件，是由于它们作为反常现象是不能改变的。
在费尔巴哈那里，“不幸”
这个说法，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主体对于对象世界的无能为力，最高直观对于现存世界的无可奈何。
用马克思的例子来说，如果当代世界的主体——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于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
同他们的“本质”
相矛盾，那么，对于费尔巴哈来说，这种情形也只是意味着作为例外的不幸事件[35]。
——主体，无非就是直观，是主体对于对象的直观和对于主体本身的直观；如果主体在通常的直观中见到了分裂、矛盾、障碍，那么，这些东西在实践上是不能改变的不幸事件，而只在理论所建立的“应当”
中把它们批判为“例外”
或“反常”
。
真正说来，以往的哲学家们都只是要求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也就是说，在概念立场上采取单纯的理论态度。
即便在所谓“实践理性”
的范围内，实际情形就这一点而言也没有什么差别。
真正的任务始终只是被了解为理论的任务，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别，也仍只是、而且只可能是理论上的区别。
哲学，历来就被了解为理论的，而且仅仅是理论的；如果说它毕竟还具有实践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也只是建立在理论与实践的分裂和对立中。
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局限于“理论与实践的狭隘联系”
（即形而上学联系）。
这里所谓的分裂和对立，一方面意味着实际的变动与哲学、与理论是本质地疏远的、不相干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意味着真理、能动的本质只是归属于哲学、归属于理论的东西。
因此，哲学所实际承诺的唯一的东西，只是理论及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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