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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地来说，正是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批判”
，所以其唯物主义基础本身就没有、而且不可能具有能动的原则或历史的原则（毋宁说他的唯物主义基础与这一原则恰好处于正面的对立中），从而使得辩证法的掌握和运用成为不可能。
费尔巴哈也不是不愿意用唯物主义来解释历史，但是，他的哲学唯物主义只要一进入历史领域，便立即转向唯心主义[37]。
进而言之，费尔巴哈关于主体、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概念难道是与他的唯物主义基础本质上无关的东西吗？如果说二者毕竟是相关的（而且是内在地、本质地相关的），那么，当费尔巴哈用他的唯物主义来解释历史的时候，究竟是可以消除其学说的这个缺点，还是恰好实际地表现出这个缺点呢？
当马克思在1845年同费尔巴哈划清界限的时候，他的整个批判正是立足于感性活动的本体论原则——亦即作为“新世界观”
的唯物主义原则；并且把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看作是费尔巴哈之最根本、最本质的缺点（费尔巴哈之无力掌握辩证法，以及他的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必然变质，与这种缺点有着最关本质的联系）。
马克思确凿地、毫不含糊地指出了这一点：“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
马克思甚至将直观的唯物主义直接定义为“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
。
[38]因此，取消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这一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取消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以及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全部批判的根本，从而也就是取消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唯物主义的根本。
依据感性活动的本体论原则而建立的关于主体的理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中的个人”
——他们不是抽象的人类个体或“人自身”
，不是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
或单纯直观的抽象主体，而是“现实的历史的人”
，是“在历史中行动的人”
。
既然现实的主体首先是感性活动的主体，是人的感性活动，所以他们就应当被了解为能动的受动者。
说他们是能动的，乃因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
，是在活动中“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说他们是受动者，乃因为这些个人的活动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
的自我表现。
[39]这一矛盾之客观的实现就是历史，就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相一致的历史过程。
在历史中，这个能动的受动过程表现为：前代所遗留下来的物质条件形成为不可任意选择和任意改变的界限和前提，但每一代人的活动又在能动地消除或扬弃他们所面临的界限并改变他们被给定的前提；人们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
[40]不难看出，在这里已经实际地包含着马克思后来用他的名言所概括的那个重要原理：人们在改变外部自然的同时，改变着自己的自然。
二、意识形态及其神话学
唯物史观的起源同时意味着意识形态批判的实际开展。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立脚点，从哲学上来说，首先就意味着作为超感性世界的形而上学世界在本体论上的终结。
如果说实际地拱卫着超感性世界的支柱不仅有哲学—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宗教—神学、道德和法，等等，那么，随着超感性世界在近代的核心建制和本质领域——即意识的内在性——的秘密被真正揭穿，就必定是整个意识形态神话学的破产。
一句话，全部意识形态的本质、它的超感性世界的秘密，由于马克思在本体论上的革命性变革，就被决定性地揭发出来了。
如果说在意识形态批判的领域中，费尔巴哈也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先驱者（他证明哲学不过是变相的宗教神学，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乃是神学的最后一根理性支柱），那么，由于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的持存，换言之，由于完全缺失作为对象性活动的本体论纲领，所以意识形态的真正秘密是他所不了解的。
当费尔巴哈把思辨形而上学的本质理解为一般形而上学之完成了的本质，又把这后一本质归结为神学的本质时，费尔巴哈是正确的；而当他进一步把宗教世界的本质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时，他尤其正确。
然而，费尔巴哈在这里就突然止步不前了：正是由于他不了解“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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