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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求把现存的一切理解为使“摧毁”
成为可能的前提和条件。
[69]
在马克思看来，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正是由当代社会、由现存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由资本主义大工业本身提供出来的。
在现代的资本主义工业完成了对先前旧制度的根本否定之后，它本身的矛盾正在逐渐地发展起来，并为对自身的否定准备着“物质因素”
。
（1）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另一方面，私人所有制却成为这些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使这些生产力仅得到片面的发展，并对大多数人说来成为破坏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私有制之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就像以前小规模的乡村生产之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行会制度之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一样。
（2）大工业的发展使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
这种情况一方面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正像每一个资产者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私人利益一样，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特殊的民族利益。
（3）大工业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现代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原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或必要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生存的基础，现在却日益成为“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
，因为“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
。
[70]
由此可见，共产主义这样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其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
这一点从分工方面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
在分工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生产力——“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
；另一方面，分工又造成了这种社会力量与个人的巨大分离——由于共同活动本身只是自发地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
。
因此，在分工的发展中所产生的社会分裂，分配和所有制、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种种“共同体的形式”
等，在成就或创造出巨大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却只是表明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
。
[71]
这种“异化”
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
这两个前提是：（1）由异化的力量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
人，即无产者；（2）无产者又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
相对立，亦即同私有者的世界相对立。
如果说分工曾经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么很显然，变革的条件也正是由分工的高度发展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为前提的。
只有异化本身发展为一种巨大的力量，它才可能为这种异化的扬弃提供出变革的力量；只有使这种异化本身发展为一种“不堪忍受的”
力量，它才实际地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
因此，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之所以是变革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
，不仅是因为：若无这种发展，则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一切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而且还因为：若无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则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从而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交往本身的力量就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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