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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成为全部历史的“真正舞台和发源地”
。
另一方面，一定的交往形式，也制约着生产力的性质、持存和基本格局。
例如，某一地方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其发展中是否能够得到保持和巩固，乃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
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亦即在交往范围极其狭隘、交往关系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某些新出现的生产力不仅得不到保障，而且实际上变成了十分偶然的东西。
腓尼基人的例子表明，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条件下，发达的生产力也难免遭到破坏和毁灭。
“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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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是彼此制约的，并且正是这种彼此制约的矛盾运动，构成为历史的现实基础。
例如，人们之间最初的阶级划分，乃是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的，是随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随着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而出现的。
一方面，是城市和乡村之间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方面的相反情况，前者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后者则是这一切的孤立和分散——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换句话说，这种起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对立，乃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得以持存和巩固的。
因此，就像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可以被理解为“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
的开始一样，正是在这种所有制中被迫活动的个人，每日每时产生出那些屈从于分工的动物以及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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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更发达的社会的历史命运来说，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仍然是基础性的东西。
在大致地分析了古代社会的解体和中世纪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地谈到了工场手工业：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与各民族的交往构成其初次繁荣的前提、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积累、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商业斗争和保护关税以及工人和雇主之间关系的变化，等等。
最后，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而扩大的交往、随着这种交往扩大而形成的整个生产的巨大高涨、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中新的阶级关系的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历史世代——近代历史——便开始了。
在17世纪的英国，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集中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
，从而造成了对其工场手工业产品的更加广大的需求；由于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所以它便形成私有制发展的进一步的动力，并且作为这种动力的结果而产生了大工业。
现代的大工业，作为新的生产力的获得，它“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
；作为交往关系的扩大，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
因此，现代大工业作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标志着旧时代的真正结束：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以现代化大工业城市代替了先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并且迅速地摧毁了手工业以及工业的一切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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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即使是这样最简约的描述，也已经能够表明，把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理解为历史之现实基础的历史观，整个地改变了历史理论的旧形式——它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也本质重要地改变了历史科学的面貌、性质和对问题的提法。
不仅如此。
唯物史观在使历史科学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为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才决定性地与空想主义的学说相分离，并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三、人类历史与共产主义
就共产主义学说而言，只是由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
或“社会目的”
，才不仅同历史发展的现实前提相联系，而且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过程中，为自己找到了作为社会变革的历史基础。
因此，对于新世界观的缔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共产主义并不是某种抽象的、脱离当下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主观空想或愿望，而是从现有的前提出发、从现存世界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变革要求；是这种要求在实践中的付诸实行，因而是无产阶级为消灭资本主义而进行的现实的历史运动。
正像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的草稿中所说明的那样：共产主义之所以是当代社会生活之唯一现实的目的，不仅在于它要求“全面变革”
，而且要求“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
——一定的生产力以及“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
；不仅要求“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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