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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虽然加入了历史性的解释原则，但是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一性原则依然保持着它的威力，并在最终的意义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依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基础。
因此，李荣海教授批评孙正聿教授的解读模式“极容易动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
[15]。
实际上恰恰相反，正是作者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本身倒是“极容易动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
。
因为从理论上讲，这种误解直接暴露了作者自己对唯物主义原则之直观的理解方式，一种费尔巴哈式的理解方式，即强调客观性、物质性就不能强调历史性、人的主观性因素。
在这方面，作者既忽略了《费尔巴哈提纲》第一条对“直观”
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又忽略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如下揭露：“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
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
[16]
另外，这种误解还暴露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狭隘理解，即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局限于作为一切存在物之总和的自然概念、相当于“客观世界”
、“物质世界”
的自然概念。
实际上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除了这层基础意义以外还有另外两层含义，即作为人类活动环境的自然概念和作为人类活动要素的自然概念，而且正是这后面两层含义才是最有马克思主义特色的部分。
但是可惜的是，这两个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和政治经济学概念的自然概念完全没有进入作者的视野之内。
（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剩余价值学说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对于他的另一个理论创造，即剩余价值学说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
就剩余价值生产本身而言，它是一个价值增值过程而不属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
但正如马克思所表明的那样，任何一个实际进行的劳动过程，包括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过程都是一个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增值过程的统一体，因此从来不能摆脱其得以进行的自然基础。
在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过程中，马克思对自然条件对剩余劳动以及剩余价值的可能性及其限制性条件的论述占据着十分突出的位置。
这在我们论述作为人类活动要素的自然概念的时候已经有过详尽的讨论，这里只作如下简要的总结，即自然界作为剩余劳动生产的动因、条件和限制而起作用：自然界无法直接满足人类随历史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各种需要，这种匮乏导致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从而导致对他人及其劳动的支配，促使资本以及剩余劳动的出现；劳动力的自然差别（比如男劳动力与女劳动力、成年劳动力与未成年劳动力的差异），劳动的自然条件的丰饶与贫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剩余价值的大小；而工作日的长短、劳动强度的大小以及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则反映了自然界对剩余价值的限制。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
由于任何剩余价值的生产都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的支持，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由此出发，直接把资产阶级赚取的剩余价值视为自然的某种恩惠。
比如亚当·斯密就是这样，在论及地租的时候，他这样写道：“但是，就几乎任何位置的土地来说，其所产食物，除足够维持它上市所需的劳动外，还有剩余。
而这剩余，又不仅仅足够补偿雇佣劳动所垫付的资本及其利润，还留有作为地主地租的余额。”
[17]按照他自己随后所举的例子来说，挪威及苏格兰的荒凉旷野也会因为产有一种能够饲养牲畜的牧草而给地主产生地租，至于那些自然条件优良的牧场就更不用说了。
他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不问土地的生产物如何，其地租随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而不相同；不问其肥沃程度如何，其地租又随土地位置的不同而不同。
都市附近的土地，比僻远地带同样肥沃的土地，能提供更多的地租。”
[18]“良好的道路、运河或可通航河流，由于减少运输费用，使僻远地方与都市附近地方，更接近于同一水平。
所以，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为有效。”
[19]这是把剩余价值（地租是其中的一种主要的表现方式）的生产一方面归结为自然的恩惠，比如土地的天然生产能力、优越的地理位置、天然的可通航河流等，一方面归结为产品的流通，比如良好的道路、运河的修建以及其他的各种改良。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自然界并未给人类赏赐任何剩余价值。
过于丰饶的自然甚至会使人离不开自然，更遑论对自然的控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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