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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的塑造使其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并开展其自身的活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
但是我们同时必须看到，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状况其实质是对人的限定，也只有超越这一限定，人才能实现对自身本质的确证，才能创造出属于个体的新的世界，使人真正成之为人。
而这一过程正是通过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完成的。
所以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
[11]
其次，在人通过对象性的实践活动进行自我确证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人把自己内在的本质赋予对象，即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从而创造一个属人的世界，使人的本质在对象性本质得以显现；另一方面，人的活动对象化的结果，即其所创造的对象性的世界同样是对人自身存在的一种限定。
因而人实际上是受双重的限定，一方面是受其继承下了的前辈人实践结果的限定，另一方面则是受其自身创造的对象性世界的限定。
因而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人是受必然性的限制的。
这种必然性是历史的必然性，是人之活动的结果。
但人本身是不能被限定的，是处于无限的生成过程之中。
因此人能够超越必然性的限制，在对象性的活动之中超越必然性而获得自由。
换言之，自由并不在于不受限制，而是能够超越限制。
历史的必然性既是对人之存在的限定，同时也为人超越这种限制提供了可能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12]因此，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与自我确证就只能表现为一个无限的自我超越的过程。
正是在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的过程中，人实现了自由与必然、对象化与自我确证、人与自然、个体与类的统一。
这种统一就表现为“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
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
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
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13]。
综上所述，在历史领域的规律，只能是人自身活动的规律，是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的结果。
也只有在对每一个时代人类的具体的实践活动的分析之中，才能阐明历史规律的存在及其意义。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规律是人的活动的规律，而在历史进程中人的活动的必然性只是历史的必然性，只是为现实的人的活动提供了前提，并在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之中而改变。
因此，在历史领域，并不具有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铁的必然性，尽管由于人类活动的历史继承性不断限定新的一代人的活动条件、活动方式和思维模式，但并不能由此推出新的一代人的活动的必然结果，否则人类将失去其存在的超越性维度而沦入自然的必然性链条的控制。
因此，所谓历史规律，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的活动的规律，脱离人的实践活动，也就无历史规律可言。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的必然性其实质是一种可能性，在多种不同的可能性之中，由于人的现实的活动使其中的一种可能变成了现实。
也就是说，所谓历史规律的表现，只不过是在人的活动之中逐步得以展开的可能性序列，表现为人的历史性活动的趋势。
（二）规律与趋势
对于规律与趋势的关系，国内学术界的探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一方面是针对卡尔·波普将马克思的历史理念视为历史决定论进行批判而展开的有关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性质的探讨；另一方面是针对在有关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探讨的过程中确实也触及了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与人的活动的能动性的关系问题。
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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