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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
……结论是，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的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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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自己的立场十分明确：肯定农业发展带来的积极方面，同时又指出了它的自发进行所可能导致的生态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事情确实如此。
农业在人类历史上的积极作用，除了给人类提供了必需的生活资料之外，它的某些措施也给人类生活赖以进行的周围地理环境带来了益处。
比如农业中普遍使用的灌溉技术，既可以使被灌溉的土地较之自然状态下的土地吸收和贮藏更多的太阳能，为植物的生长制造出一个比较良好的热量和水分组合条件，又可以对局部地区的气候造成有益的影响，所谓“绿洲效应”
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是，农田的开垦又以破坏自然植被及其自然演化为前提条件，这就使地表能量收入减少，植物光合作用利用率相应降低，地面粗糙度变小，影响了大气变化，森林和草原的破坏又会使土地**，风化加速，在某些地方造成毁灭农田的“黑风暴”
。
尤其是在农业耕作自发进行的地方，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和突出。
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的意见是以“有意识地加以控制”
的行为来代替“自发进行”
的行为。
这是一种审慎乐观的立场，既不要求停止生产，像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中所要求的那样，也不像盲目乐观派那样信任更大程度的生产能够自动地解决这些难题。
这种态度在工业生产取代农业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后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
和“自然存在物”
毕竟无法停止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类需要的行为，但又必须考虑为此付出的代价。
众所周知，共产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地方之一就是以计划经济的经济结构取代市场经济的经济结构，其要义在于：“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解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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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义澄教授从三个方面诠释了马克思的上述思想：首先是对社会的调解，先进的社会化的联合起来的社会生产制度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其次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解，以期控制二者之间的物质变换；最后涉及调解的原则，即“最小消耗”
和“合乎本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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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社会的调解。
社会是人类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外在空间，它的性质直接影响着其中的物质生产行为。
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由于大机器的广泛使用而出现的不断社会化的倾向使得它也能够对自身、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某种程度的调解，但其生产的资产阶级性质及其无政府状态使得这种调解只是一种量上的修补，从而无法最终解决由其所引发的生态和环境问题，而且其周期性的发作还会同时表现为社会危机。
要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只有通过对社会自身的调解来进行，也就是说，必须以社会化程度更高的社会主义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而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起来，也必须注意自身的调解，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的调解，并注意要在调解中遵循消耗最少和合乎本性的基本原则。
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直接就能消灭生态和环境问题，因为生态和环境问题涉及的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这样一个普遍性问题，具有某种超越特殊社会制度限制的普遍性特征。
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全球扩散，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较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还无法充分地在历史现实中显现出来。
其次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解。
很明显，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调解只能靠人来进行，因此，马克思理论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强调人类在自己的发展中有能力找到并实施人对自然的合理的作用关系。
相信人类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拯救自己是马克思终生不渝的信念，也是当今思想界许多思想家共有的理论规范。
1979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学无止境》（NoLimitst）的研究报告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
报告认为，在自然环境灾难性的冲击下，在自然资源的不断衰竭之中，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人类依然拥有没有束缚的想象力、创造力和道德能力等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被动员来帮助人类摆脱它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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