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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舍勒看来，关注事物本身的“质性价值”
是中世纪存在者的主流价值观念，中古人高雅，因为他们重视质量，沉浸于对存在的本质与独特性的冥思，少有只关心价值攀比的量化结果的奋求者。
舍勒认为，中古人很少与别人进行攀比，其原因在于，在中古观念中，每个人的“位置”
都是由天命安排好的，他只需在这个位置上履行好自己的特别义务，他的自我价值感和他的要求也只在这个位置内部产生。
这种“位置”
观念处处支配着生活关系，因此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里，“从国王到妓女到刽子手，每个人的举止都带有形式上的‘高雅特性’：在他的‘位置’上有不可替代的举止特性”
[67]。
相反，舍勒认为，俗人的攀比和奋求者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心理特性，攀比和竞争总是希求更多的价值、更大的存在。
“于是，每一个‘位置’都变成这场普遍追逐中的一个暂时的起点。”
[68]由此种价值理解方式便产生出舍勒所谓“资本主义现代人”
的著名类型，这是一个新式的可以明确规定的人格群体类型，它自13世纪以来逐渐形成，慢慢地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其类型可以通过“其体验的结构”
来规定。
舍勒认为，这种现代人的体验结构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无限制的工作欲和营利欲。
工作与营利，按照舍勒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中古时代是受“与身份相符的生计”
观念引导和限定的活动；一旦它超出这一观念的限制，变成一种以财富本身为目的而与生计需要无关的获利冲动，就变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伦理”
的典型体验。
此种体验“对更古老的类型来说多少是由生活需要支配的任意活动，对现代人来说则变成本能的，并且因此而成为无限制的了”
[69]。
舍勒证明，这种“现代人”
类型及其体验结构的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态度和形而上学理念均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生活态度方面，随着“对经济生活基础之稳靠的需求已取代了有勇气的信仰性的生活态度”
，现代人无限制的工作和营利冲动把“思想”
变成“计算”
，用理智取代**，让数量支配质量，从而“把中世纪——古代之世界观重视质量的凝思性态度变为重视数量的计算性态度”
[70]。
由于一切质性价值都转化成可以计算的利益，现代人的法律意识和契约意识空前强烈。
“以前的忠诚关系和信仰关系，现在由任意的契约来奠基，所有直接的生活共同体都以一个工于算计的获益者的社会为基础。”
[71]无限制的工作和算计还与舍勒所谓“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
互为因果，突出体现在现代人的“世界”
与“死”
的观念。
对现代人来说，“世界不再是温暖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变成了计算和工作进取的冰冷对象，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加工的对象”
[72]。
与此同时，现代人的死亡观念也彻底变质，对现代人来说，死再也不是塑造生命、为生命定向、并赋予生命以总体性结构的一种东西：“他就像‘算计’火灾和水灾那样来‘算计’死——仿佛死像水和火一样对他来说是外在的事情。”
[73]
然而按照现代性叙事的主流观点，奋求与竞争没有什么不好，竞争才能带来进步，正是在竞争中才培养出新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即冒险而精力充沛的工作和巧妙处理经济事务的能力，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连批判资本主义的大师马克思在《宣言》中都承认，正是这种基于竞争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创造了超过过去一切世代总和的发展成就，而中世纪作为人的本质表现的种种美德，却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伴随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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