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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也遇到一些问题：如果不同的价值都无法比较，主体对价值的选择如何进行?岂不都带有随意性，或者如非理性主义讲的那样，主要是情感的偏好决定了选择行为?如此，价值论岂不就否定了历史决定论和唯物史观?这些问题确实也都是致命性的。
我们认为，价值是一和多的统一，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也是多样性的统一。
但是，如果在上述所说的“元”
的意义上，价值不能说是一元和多元的统一，只能说价值是客观的多元的。
根据就是主体的多元性。
各种主体都是相对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存在，彼此之间有联系，有重叠，但不能相互替代。
对于同一主体来说，尽管其有各种需要，但这些需要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这就使得同一主体对于他所面临的各种价值，能够进行一定的比较。
即使不能进行量化的精确的比较，也可以进行定性的大致的比较，至少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在自己的需要体系中的地位和在当时具体条件下的迫切程度，对不同价值进行一种排序，列出一个轻重缓急的次序，但对于不同的主体，不同的需要体系，各自的价值则是无法通约的，也是不能相互替代的。
不同主体有共同的需要，这样形成的价值是共同的价值，这成为人们交流、交往、交换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但这种共同的价值并不能成为衡量其他价值的尺度，最多只能成为不同主体在价值冲突时相互妥协的一种背景。
社会可以根据社会的整体需要制定出一定的规范，但这些社会规范本身就是多样的，也是不能相互替代的，这些规范最多只是在外延上规定了人们自由选择的范围，并不是为人们的选择提供统一的标准，更不会是唯一的标准。
马克思在讲到使用价值的时候，认为不同的使用价值具有不可比性，因为它们不能化约为同质的东西，而只有在质上相同的东西才可以进行量的比较。
在严格意义上，不可化约的东西就是不可比较的。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同质的东西也是可以进行比较的，这是一种定性的大致的比较。
所谓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个权，就是比较。
在现实的实践中，当一个人面临着价值选择的时候，尤其是在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中进行选择的时候，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状态，根据自己的总目的和全局利益，在它们之间作出定性的比较和判定，从而作出自己的选择。
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而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各自的价值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但有时也是可以比较的。
这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同一层次的两个主体，比如两个人、两个民族，在遇到利益冲突时，经过协商，各自都做一些让步，所谓让步，就是割舍一些利益，放弃一些价值，从而获得另外的一些利益和价值。
中东和谈，本着“土地换和平”
的原则，以色列放弃一些占领的土地，获得与阿拉伯民族的和解，减少一些冲突，这也是一种价值的交换。
杀人者偿命，伤人者赔偿，甲打伤了乙，造成了乙的身体残疾，对乙就是负价值，法院根据伤残的程度判处甲付给乙若干赔偿，获得赔偿对乙就是一种正价值，这里也是一种比较。
另一种情况是具有隶属关系的两个主体，比如个人与他所属的群体，彼此的价值虽然有重叠交叉，对群体有利的，总是这样那样地对个人也有利，有利于个人发展的，一般也总是这样那样地有利于群体的发展，但它们之间不可替代，有时还会出现冲突，这时就需要进行协商。
但一般说来，群体的利益较之个人的利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而优先性就是一种比较，或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上的。
从总体上看，人类越是发展，需要越是多样化，纳入人类实践和视野中的事物越多，价值的数量和种类也就越多。
而人类发展的程度越高，个人的主体意识越是强烈，个人权利越是受到普遍重视，价值的多样性、多元化也就越是明显。
相应地，如何协调个人与群体、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也越显得重要。
承认并合理地理解价值的多元化，并不会如一些人所说的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相反，强调价值的一元性，试图用一种标准、一种模式来框定丰富的社会生活，不仅不符合价值运动的实际情况，也与人类发展的方向相背反，而且还容易为专制主义、霸权主义所利用。
还是列宁说得好，辩证法包含了相对主义，但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对于我们理解价值的多元性和相对性，确实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
[1]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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