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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休谟的怀疑论具有着更为广泛的性质，不单是怀疑以神学为基础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合理性，也怀疑对当时的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的哲学解释的合理性，比如他认为因果观念的基础并非是客观对象的因果联系，而是出自认识主体的“联想习惯”
。
休谟提出的“是”
如何过渡到“应该”
问题，第一次从哲学上指出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差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康德就曾说，是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梦想”
中惊醒了。
康德哲学的中心议题和重要任务，不仅是如同以往我们所强调的那样，是调和经验与理性的矛盾，同时也是在调和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矛盾。
康德的实践理性是进行道德选择的理性，判断力则是审美的能力，可由于在此时，价值还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范畴、作为各种具体价值现象的共名或通名来予以对待，所以，在康德那里，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与判断力都是分别予以讨论的，真、善、美这几种价值也没有得到统一的理解和处理。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各门实证科学的逐渐壮大，科学方法威力的日益增强，它们都从原来所从属的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了，不仅与哲学分庭抗礼，而且简直是开始滋长着一种蔑视哲学的情绪。
哲学自产生以来遇到了最大的挑战，面临着一种危机，这就是需要重新为自己定位的问题。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包罗万象的体系，作为历史上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哲学体系，也是一种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
的最后努力，从此之后，除了像杜林这样的青年还试图构造那种包罗万象的体系，再也无人去做这样的徒劳无功的尝试。
体系哲学无可避免地衰落了，认识论中心主义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哲学必须重新确定它与科学、与其他知识门类的关系。
这也就是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
从这个角度看，意志主义、情感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乃至泛滥，作为对理性主义亦即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某种反拨，实乃是哲学转型中的一种尝试和突破，至少也是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种纠偏。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传统哲学的过程中走的是另一种路向，即向实践和生活世界的转向，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的方向。
现代价值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的。
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现代价值论之父主要是两个德国人，一个是属于新康德主义的洛采（LotzeRudoifHermann，1817—1881）；另一个则是尼采（zsche，1844—1900）。
洛采把世界分为三个领域，一是现实事物的领域，二是普遍规律的领域，三是价值的领域。
他认为，价值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是善、美和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理性和逻辑是都是无用的，只有情感才起作用。
在洛采看来，我们光是知道什么是必然的并不够，还要知道什么是应该的。
价值世界是目的世界，相对而言，现实事物的世界和规律的世界只是手段。
方迪启对此评论说：“当实证论者想要建立一个不含价值的实在界时，洛慈（另译洛采——作者注，下同）却使价值脱离实在界而独立。
这种构想使得他划出了一块领域，不受自然主义的侵犯……洛慈赋予价值极重要的意义，因此他设法要将逻辑、伦理学及形而上学都化约为价值学。”
[3]
尼采作为一个极端反传统的哲学家，其最闻名于世的就是喊出了“重估一切价值”
的口号，从而将价值问题变成当时最重要、最热门的话题。
尼采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世界以基督教道德为主的传统道德，他认为这种道德本质上是奴隶道德，是教人做顺从的逆来顺受的奴隶的道德，但现在“上帝死了”
，传统价值观的基础崩塌了，必须站在新的基地上用新的标准来看待一切价值。
尼采所主张的新的标准、新的精神就是强力意志和酒神精神。
尼采的功绩在于使价值成为重要的话题的同时，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传统价值观和文化的深刻反思。
洛采的思想引发了布伦坦诺的“自明性哲学”
，也直接地影响了新康德主义的巴登学派，其首领人物就是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
布伦坦诺也认为，价值是独立的现象，只有通过情感活动来把握，人只能在爱和恨、适意和不适意中把握价值，肯定评价和否定评价就是它们的表现形式。
布伦坦诺在《我们正确和错误知识的起源》（1889年）这本著作中，探讨了价值判断的起源和价值评价的公理问题。
布伦坦诺没有写出价值论的专门著作，倒是他的两个奥地利学生，迈农和艾伦菲尔斯，各自撰写了两部价值论专著，二人之间还引起了关于价值的一场著名争论。
艾伦菲尔斯于1893年出版了《价值理论与伦理学》，1896年又出版了《价值论体系》第一卷，次年第二卷出版，迈农在1894年出版《价值理论的心理——伦理研究》，1923年又写了《一般价值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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