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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合作之间确实会有矛盾，竞争性强就容易破坏合作，使一些合作难以持久地进行下去，所以为了进行合作就要求限制竞争，钝化竞争的程度，限制竞争的范围。
许多人只看到这一点，但只把竞争看作是消极的有害的，将合作看作是积极的有利的，赞成合作而反对竞争。
其实这是一种简单化片面化的观点，是没有看到竞争的积极作用的观点。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竞争的经济，是一种依赖于竞争而发展的经济，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就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是寻求合理竞争和合理合作有机结合的社会。
只有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建立在承认竞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前提下的合作，也即是承认各个主体的独立性和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依赖于法制的权威性保持在法治框架内的合作，才能建立起持久的争而不乱的秩序。
相反，一味贬抑竞争，认为合作就是要消除和反对竞争，这种合作就会造成主体在勇气、能力和独立性等方面的萎缩，依赖性增强，影响社会总价值的创造和增加。
第四个矛盾是平等和效率的矛盾。
这主要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在个人主体也有一个如何看待，认同什么的问题。
现代经济学认为，平等和效率之间是具有一定的冲突的，人们的天赋不同，家庭条件不同，即使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其结果也必然是不同的，不平等的。
这种不平等又具有一种累加效应，最后就出现较大的不平等。
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发展的起点上也自然是不平等的。
不平等特别是较大程度的不平等既违反一定的伦理原则，也容易造成一定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会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
如果过分强调效率，会加剧社会不平等，造成社会冲突和价值的浪费，如果过分强调平等，采取平均主义的政策，劫富济贫，那么必然会挫伤发达地区和较富裕的人们的积极性，造成了效率的降低。
社会在这个两难选择面前，要么选择多一点的平等而牺牲效率，要么选择多一点的效率而牺牲平等。
鱼与熊掌不得两全，只能从中择一。
我们过去的平均主义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平等绝对优先的抉择。
实践证明这种方略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适合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的，它对于提高价值创造效率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和损失，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政策，结果是国家的落后局面长期得不到改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长期得不到较大的提高。
邓小平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坚持从实际出发，否定了一切不符合中国实际、不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大胆地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
，先富起来，就具有带动效应，而且还会拿出力量帮助落后的地区和贫穷的人。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效率优先兼顾平等，在发展中逐渐缩小差别，逐步实现平等。
总的说来，人们创造价值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无数个人形成了群体，如民族、阶级、国家等，彼此的利益又经常处于对立状态，对此是得，对彼就是失，造成了各自利益诉求的不同。
直到目前为止，人类发展仍然还是一部分的发展以另一部分人的不发展为条件，人们创造出来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公正的分配，这是无法回避又无法克服的真实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如此，各个国家的利益与人类总体利益之间也是如此，当然矛盾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会有所差别。
作为国家，如何缓解和平衡这些矛盾，使得价值创造、价值分配、价值享受和价值实现之间能够尽可能地顺利过渡，矛盾的双方不至于因为冲突而导致秩序混乱和共同体的毁灭，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异化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这些矛盾没有得到较好解决而出现的一种特殊情况。
我们知道，异化理论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影响很大的一种分析现实问题的范式。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的，后来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又得到完善和深化，《手稿》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表之后，在西方引起了一股“异化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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