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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特别指出：“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做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做是三个方面，或者……把它们看做是三个‘因素’。
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
[10]。
人类自身再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还是他人生命的生产，首先取决于物质生产的性质和水平，取决于物质生产所创造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
的性质和水平。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离开了人类自身再生产，物质生产也就失去了能动的主体。
从历史上看，人类最初的物质生产就是由人类自身生产的需要引起的，“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
，而且人们社会结合的最初动因也与人类自身再生产有关。
因此，只有在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统一中，才有社会和历史。
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不仅紧密相关，具有互补性，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地位和功能。
物质生产对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这主要是指文明史形成之后。
在原始社会，社会制度的性质主要不是直接取决于物质生产，而是取决于人类自身再生产，因为当时物质生产刚刚萌芽，还不能完全地支配整个社会生活。
正如马克思所说，家庭首先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组织形式，“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
[11]。
实际上，“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恩格斯因此断言：“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
[12]。
换言之，随着文明史的诞生，亲属制度才退居次要地位，物质生产才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
当然，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不能否定原始社会同样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理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用“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
划分了“史前各文化阶段”
，阐明了“家庭的发展是与此并行的”
；恩格斯不仅阐明了亲属关系对氏族制度的决定作用，而且同时研究了它的“经济基础”
。
恩格斯的“两种生产”
理论，反映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不是某一历史阶段的特殊现象。
社会机体的发展是多种生产运动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的野蛮时期，可以把这多种生产归结为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人本身生产；在人类历史的文明时期，可以把这多种生产归结为三种生产，即物质生产、人自身生产和精神生产。
物质生产、人自身生产和精神生产相互适应、协调发展，社会才能得到正常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从“两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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