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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他还结合原始社会及其解体的历史进一步指出，人的个性发展不是社会的自然实现，不是个人的自我完成，而是不可避免地受财产所有制关系、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
他说：“先是个性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性的片面发展。
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
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性本身就是阶级的个性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
[29]
马克思关心人类学，在“人类学笔记”
中，他批判地汲取了人类学的有益成分，证实和充实了历史唯物主义，丰富和发展了人学思想。
这是客观事实。
但是由此不能得出某些西方学者的如下结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
是向早期人本学的复归，马克思晚年已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转向纯粹的人类学问题，放弃了对经济学的研究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名，第一个编纂出版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
中的四个核心笔记（关于摩尔根、拉伯克、梅恩和菲尔的笔记）。
克拉德在《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两书的长篇序言以及《作为民族学家的马克思》等著作中，声称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是在更高阶段上回复到早期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人本学。
他把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探索归结为从早期的哲学人类学到晚期的经验人类学的过程。
西方还有不少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散布这样的观点，宣称在“人类学笔记”
中发现了“第三个马克思”
——一个结束了对资本主义批判而转向对人类古老文明的“崇高”
进行讴歌的文化人类学家的马克思。
这种结论是错误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历史告诉我们，革命是马克思终生不懈的追求。
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研究人类学，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他利用人类学材料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和论证工人革命的合理性。
马克思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没有放弃对于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批判。
研究人类学著作，不过是他的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恩格斯说得非常明白：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察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
因此，在他那里，每一个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他研究原始时代的历史，研究农学、俄国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主要是为了在《资本论》第3卷中最完善地写出关于地租的章节，而在他以前没有人试图这样做过。
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探讨。
在19世纪众多的人类学家中为什么唯有摩尔根受到马克思的赞扬？就因为摩尔根以第一手的人类学调查材料勾画了社会的发展，并像马克思一样对导致一种社会制度转化为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原因感兴趣，而且得出了与马克思基本相同的结论。
至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视，也是因为“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从达尔文那里受到启发，思索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将达尔文视为考察人类的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忘记工人阶级的解放这个使命，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都是围绕工人阶级的解放这一使命而展开的。
贯穿着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被用来教育工人阶级。
恩格斯在说明该书的作用时指出：“如果只是‘客观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用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
这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
[30]就连英国人类学家布洛克也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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