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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从抽象的人出发，是因为他把现实世界理解为“感性直观”
，而不是劳动实践的对象;他不了解实践活动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把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取消了，而马克思把人理解为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的主体，认为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5]。
这就克服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性和抽象性。
“现实的人”
，还是属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一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人。
马克思研究人，不是就“人本身”
研究人，而是通过社会研究人，研究处于社会联系之中的人。
离开了社会条件，关于人的问题什么也说明不了。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深刻地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个人（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完全是一种假象、一种错觉。
事实上，个人并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个人是由社会决定的。
离开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就没有奴隶主和奴隶的区分，离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分。
费尔巴哈由于“没有从人们的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
，因此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
[6]。
由此可见，从“现实的人”
出发，如果脱离人的劳动和人的社会关系，也不可能得到科学的结论。
现实性原则要求我们，必须研究人的劳动，研究人的社会，研究劳动和社会关系中历史地变化着的人性。
马克思正是通过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和人的社会，才最终科学地解决了千百年来众说纷纭的“人性之谜”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同上书，2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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