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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出版的美国《综合》哲学杂志组织专辑就此进行了讨论。
但是直到今天,许多哲学家发现社会认识论是一个与传统哲学概念相悖的概念。
过去,作为哲学分支的认识论通常被看作是研究单独的个体如何得到关于世界的知识,至少从笛卡儿以来便是如此。
而今天,社会认识论者对认识论的理解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种:(1)知识生产,尤其是科学知识的生产,需要一种与生产普通商品既相区别又相协调的劳动。
因此,知识就是一种产品(商品,odity)。
(2)尽管一个孤独的个体也可能有“信仰”
或“意见”
,但在相应的团体使之合法化之前,它们不会真正变成“知识”
。
所以,知识就是确认(Certifi)。
(3)我们并非先天地或自在地具有关于作为个体的知识;相反,我们必须向别人学习如何认识作为个体的自己。
因此,知识是一种建构。
(4)尽管一个团体的成员在许多问题的个人意见方面会有所不同,但他们在态度和信念方面仍然享有某些共同的确定的内核,以证明他们确属同一共同体的成员。
因此,知识就是一致(sus)。
以上几种理解并非完全一致,因为它们各自源于对知识的不同方面的理解,但它们都是社会认识论的合理含义。
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社会认识论起源于对知识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这种思考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培养哲学王的特殊关注。
此后两千多年来,知识与权力分离倾向日益增多,以致今日形成了两类相对独立的学科:一是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一是伦理学和政治理论。
前者专门研究知识,后者专门研究权力。
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运动在近代的兴起,可以看作这种分离的一个例证。
在奥古斯丁·孔德和琼·斯图尔特·米尔这两位最早的实证主义者看来,有必要开展对知识的社会生产目的的专门研究。
后来,鲁道夫·卡尔纳普等逻辑实证主义者重申为知识研究奠定中性的政治基础。
结果,今天的社会认识论者不得不反复向他们的学术界同仁证明关于知识和权力的进程是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据我们已经接触到的材料看来,各国学者对社会认识问题进行专门研究都是在尝试回答19世纪80年代英语世界哲学萧条状态的探索过程中开始的。
尽管自从尼奇以来,人们不断地宣告着哲学的死亡,但在理查德·罗蒂1979年发表《哲学与自然之镜》之前,它并未实际地影响到美国的职业哲学家们。
罗蒂宣称,哲学的所有传统任务都已被各种具体科学所接管,哲学家们的唯一任务在于继续沟通各种学科进行一种“人类的对话”
。
他的观点集中在“我们应当做什么”
这类问题上,对任何志趣于登上古典规范的哲学之船的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悲观的信号。
但是罗蒂是对的,理论的哲学已经理智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在重要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大多数是无用的经院哲学。
不幸的是,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
而且,面对日益复杂的知识产业和它们在国际事务中日趋重要的作用,系统的思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而这种思考正是一种哲学思考。
因此,社会认识论不是局限于我们自己的领域,而是一种综合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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