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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各种发展理论都从一定的视角、一定的侧面做了深入的探索，大大拓宽了发展研究的视野，同时也深化了对原有问题的认识。
如经济学中各种发展理论对经济发展不同方面的具体研究、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增长与发展的辨析；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化和文明的发育与传播关系的考察、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原因、出路的不同理解和强调；政治学中关于政治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两种思路的提出；未来学中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两种不同观点（乐观论与悲观论）的争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揭露等，都从某些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意见与思想。
但从总体来看，这些观点在其方法论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缺陷，而且缺少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分析与把握，因而整体上并没有超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高度。
马克思在分析发展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全面性、历史感以及分析的深度和厚度，都是其他发展理论所无法比拟的。
这并不是要贬低其他发展理论的地位与贡献，而是旨在说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有着其他理论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理论价值。
只要通过比较，就不难发现和把握这种理论价值。
当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因其时代的变迁，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局限，尤其是对于社会发展各种具体问题的解释，确实比较薄弱。
对此，当代各种发展理论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又提出了新的挑战，无论是启示还是挑战，都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一个有力推动，其理论价值就是在这种相互对话、相互碰撞中不断提升的。
4.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特质与内在品格来看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发展的认知图式，也不是对于社会发展的具体设计，而是对社会发展的本质揭示和原则性说明，是随着社会生活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
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10]正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始终没有离开“现实的历史”
，总是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并随时修正原有不合时宜的观点与结论，所以它才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或当代价值。
这种实践性的理论特质与自我超越的内在品格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研究中是非常突出而富有活力的。
如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强烈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历史道路的历史哲学的做法，认为这是对《资本论》的“错误的解释”
，是对他的“侮辱”
。
[11]当19世纪80年代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做简单化、教条化的理解时，马克思明确指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12]因此，马克思向来十分厌恶对他的理论的“奴隶式的盲目崇拜”
和“简单模仿”
，更反对将他的理论变成宗教信条和昭示预言。
认为马克思企图要用一套概念系统和一种理论体系来对社会发展、尤其是未来社会的具体发展加以严格规范和详细说明，这是对马克思的莫大误解。
其实，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只是就其发展趋向做过比较深刻的揭示和论证，至于如何发展、发展的具体状况如何，马克思从来没有做过描绘。
早在19世纪80年代，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纽文斯曾写信给马克思，要求解答如果荷兰社会民主党人取得政权，那么下一步应采取何种措施等问题，马克思明确讲：“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
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
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
[13]同样，恩格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时也指出，对未来的幻想，“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14]。
正因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一种发展的学说、开放的学说，所以它没有封闭自己的道路，而是在不断探索中求得创新。
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今天要合理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自觉为社会发展实践服务，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理论的基本特质和内在品格。
这就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辨析、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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