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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把某种精神因素看作现代化的唯一或最终原因是错误的。
与此相反，把经济技术的原因强调到唯一的地位而否认精神因素的作用，或者把精神因素看作完全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样的看法也是简单、片面的。
因为任何经济活动都是由人来进行的，而人总是有思想、有意识的，其行为必然要受其意志、目的的支配。
从唯物史观来看，精神文化固然是在物质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一经产生，就有其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
就一定历史进程来说，精神因素并不完全是一种被决定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这在某些历史转折和变革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就现代化的原因来说也是这样。
当一个国家、民族长期生活在封建蒙昧的社会状态下和文化环境中，要想步入现代化，当务之急就是要转变人们的观念与心态，使思想观念跟上社会变迁的步伐。
另外，经济、技术的发展也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有赖于其他社会条件，如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的支撑，而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决不是一个经济技术的发展所能承担得了的。
因此，如果仅仅强调经济技术原因的唯一性，也是有失偏颇的。
其二，上述观点在分析现代化的动因时都忽视社会制度与国际关系的影响，理论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
就连西方一些有识之士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就认为，西方现代化理论“完全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影响。
并且，这一理论也未能正视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资源的控制权这一点，而只是一味地侈谈‘进取心’”
[7]。
另一位社会学家A.M.胡格维尔特也曾尖锐地指出：“帕森斯的学说给人的印象是，仿佛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轻松愉快的、和平的思想交流史：社会交往到处都在促进着繁荣昌盛；文化传播犹如友好的商务旅行；马可·波罗漫游世界时从一个地方拾来几个观点，然后把它带到另一个地方去传播，一切都那样有益无害。
然而奇怪的是，在帕森斯关于社会演进的任何著作中，都丝毫未谈及‘统治’、‘剥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等灾难。”
[8]胡格维尔特对于帕森斯理论的批评意见，同样适用于上述各种观点。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现代化的动因问题呢？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发展的动因很难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种或某几种因素，而实际上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当然，在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是最基本的、最有决定性的。
但是，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在强调社会发展根源于经济因素时，从来没有把经济因素当作唯一的因素。
他一向认为，所谓历史，就是人们自己活动的历史，人在对象面前并不是被动适应的，而是能动创造的，这种能动创造就突出地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
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在恩格斯晚年给布洛赫的信中又得到了清楚地表达，恩格斯讲：“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9]按照这一基本原则，恩格斯进一步发挥出颇具特色的历史条件论和历史合力论，认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
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
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10]。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强调经济因素，但并不认为它是唯一的因素，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众多因素或多种动力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各种动力既有各自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和独特的作用，又彼此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按一定规律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动力系统，以一种强大的合力推动社会进步。
所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既不是唯技术史观，也不是唯生产力史观，而是按照社会自身发展的逻辑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史观。
在研究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动因的理论时，应当注意马克思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即“现实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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