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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们致力于描述和探讨各种制度从远古以来的各种形态,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
制度学派的这种观点后来被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发挥。
像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诺斯(D.orth)和托马斯(R.P.Thoumas)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就是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来对现代社会的兴起做出解释的。
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在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
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产权制度的作用最为突出,无论是封建庄园制度的衰落,还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生,都与产权制度的变革有直接的关系,总之,“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5]。
由于英国等国首先建立起那样的产权体系,所以17世纪经济增长的现象首先在这些国家出现。
9.“人口因素”
说。
这种观点是将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视为社会发展与转型的决定因素。
像被称为“波斯坦模式”
或“人口学模式”
的剑桥大学教授波斯坦(M.M.Postan)的理论认为,中世纪农奴制度的维持与崩溃均是由人口的波动引起的,在从农奴制度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中,“人口的运动较其他经济变化是更为基本的”
,“人口的增减,大概是作为生产增减基础的所有过程中最基本的一种”
[6]。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人口问题尤为引起人们的关注。
大多数发展学者都把人口增长、城市化和教育发展看成是工业现代化的三要素。
这三要素的中心问题是人口问题,即人口的数量、质量和分布问题。
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向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人口增长是刺激、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过快增长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不管其作用如何,许多学者都认为,人口问题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来说是一种不容忽视、至关重要的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出路之一,就在于减轻人口的压力。
探讨现代化动因的观点,当然远不只上面这些。
仅从以上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它们确有某些独到之处,都从一个侧面对现代化的动因做了深入地揭示,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值得深思。
像韦伯、麦克莱兰德、艾森斯塔特、英克尔斯等人所做的宗教、文化、心理分析,确实抓到了东西方文化与社会心理因素的差别,看到了这种差别所带来的实际影响,这样的研究无疑开启了社会发展研究新的视角;另外,像对现代化动因所做的技术分析、商业以及人口分析,也是抓住了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要害,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所有这些观点和方法,都是发展研究所值得珍视和借鉴的。
但是,这些观点又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其明显的、共同的缺陷是:
其一,在分析现代化的动因时,都试图寻找某一因素作为决定性的根本原因或条件,而其他的原因或条件则不过是它的衍生物。
这种终极的原因要么是宗教、文化、心理、情感,要么是经济技术、制度、人口等。
这种方法虽然可以使分析及结论简单明了,但却难以经得起进一步地深究。
比如,韦伯主要是从宗教伦理的角度来解释近代社会转型的,他力求从社会变革的器物层次后面发现深刻的精神动因——资本主义精神,并从这种动因中找出更深刻的动因——新教伦理,但是,他没有进一步去说明新教伦理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事实上,早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就已经开始在欧洲出现。
作为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德国,虽然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这时也出现了手工工场,工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从东方运到意大利再转往北欧的商品需要从德国过境,因而商业也相当繁荣。
所以,宗教改革的出现,正是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
宗教改革中提出的人的解放、个人主义、平等自由等主张,恰恰反映了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等级的要求。
相反的事实也证明,在一些资本主义经济条件还不具备、还不发展的国家,尽管也有新教的传播,但对政治与经济生活却影响甚微。
在17世纪的苏格兰,加尔文教的传播比在英国和荷兰还普遍,但商业活动却始终落后。
因此,仅用新教改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牵强的。
至于用心理需求、文化价值、态度情感的变化来说明现代社会动因的观点,其失误也基本与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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