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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传统农业国家里，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必须首先有农业经济的长足发展，确切地说，必须首先有足够量的农产品剩余。
有了足够量的农产品剩余，才可能出现稳定的市场，才可能供养那些不再需要自给衣食的从事工业或商业的人口。
为什么西欧中世纪从农村中最早游离出来的工匠和商人，在他们的聚居之地开始形成城市的时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兼业农耕？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新兴城市周围的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可供他们食用的剩余产品。
这些城市之所以逐渐减少以至最后放弃农耕，其居民之所以后来完全致力于商业，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周围农耕地区发展到有为城市提供足够的剩余粮食和某些必要原料的可能，或者说有以剩余农产品交换城市产品的可能。
另外，农村工业的发展与农产品的剩余也密切相关。
农村并不是清一色的农业，它也有一定比例的工业，农村工业的发展，同样必须以增加农业的积累和农产品剩余量为前提。
否则，农村工业将永远不能突破农本经济框架的束缚，始终作为农本经济的附庸。
所以，农业的积累和农产品剩余量的增长，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也是近代社会转型的基础。
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在英国能够成功地发动，原因就在于英国从15世纪末以来就开始进行了规模浩大、内容深刻的农业革命，这一革命为工业的起飞培植了强大的动力源。
没有这一革命，就没有英国的工业革命。
但是，饶有兴味的一个事实是：真正农业革命的产生，又不完全是农业自身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而是要靠工业革命的推动。
因为农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传统的农业耕作技术和农业工具得到了彻底改造，以致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进入并支配了整个农业。
这样，农业革命客观上要求以工业革命为条件。
马克思指出：“如果农业本身是建立在科学经营基础上的，如果它需要机器，需要通过贸易得到化肥，需要来自远方国家的种子等等，而且，如果农村的家长制手工业消失了（这一点已经包含在前提中），那么，机器制造厂、对外贸易、手工业等等就成了农业的需要。”
[6]由于农业不能再在自己内部自然而然地找到它自己的生产条件，那么，上面所提到的各种工业便成为农业发展的必备条件。
这样一来，事实上把农业部门脚下的自然基础抽掉了，传统农业由此变成了现代大农业。
既然工业革命以农业革命为前提和基础，而农业革命又必须以工业革命为必要条件，那么，这是否陷入循环论证？这里关键是对“农业革命”
的理解。
何谓“农业革命”
？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向来存有分歧。
农业史学家一般把同传统耕作制度的决裂和新耕作制度的采用以及农业发展速度的加快，看成农业革命的主要内容，认为这一革命发端于17世纪初，盛行于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80年代（即1775—1880）。
马克思在其著述中多次使用过“农业革命”
一词，并且在《资本论》中研究资本原始积累时，专门就“农业革命”
的问题进行了探索。
[7]马克思所讲的“农业革命”
与农业史学家们所作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它指的并不是狭义的农业技术改良，而是农业领域的全面变革，其基本内涵主要包含这样两大方面：其一是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其二是农业生产的技术变革。
这两种变革的紧密结合，便构成马克思所讲的“农业革命”
的内涵。
农业革命首先是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开始的。
这种变革肇始于15世纪末，结束于18世纪后期，主要地点在英国。
英国土地关系的变革主要是通过这些形式进行的：（1）圈地运动。
圈地是英国土地革命的一种特有形式，它的目的不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是要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
早在13—14世纪，随着养羊业的发展，英国就已经出现了“圈地”
现象。
后来，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成了特别有利可图的行业，圈地运动随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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